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现代法国的起源》分为三部分，即旧制度、大革命、新秩序，本书即第一部分，讲述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总体状况，并以史诗般的全景式手法，描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其中包括高层、中层、下层、公共知识分子、军队等社会群体的活动状况，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爆发之前，即将喷发的火山潜伏在一潭死水下的沉闷肃杀的社会态势；或者说，本书描述是，一个曾经称雄欧洲大陆的强国，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暴力革命的临界点。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不同之处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采用的是理论分析的方法，更像社会分析报告；而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方法，除了社会分析，还有大量真实而令人震惊的社会情境叙述，它不是自问自答式的告诉读者“为什么”，而是通过叙述让读者自己明白“为什么”。 ★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人类文明史上百大经典著作”之一； ★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式的全景式描写，鞭辟入里的社会分析，深层次解读社会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从改革到革命的狂风暴雨式的突变； ★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为什么在一夜间迅速垮台？为什么繁荣与变革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青年学者黄艳红翻译，国内首次推出中文无删节平装普及全译本；国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必读书；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三卷《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从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以日本德川时期为开端，接着评述中国清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以及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民族国家和代议制的兴起，随后考察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对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现代国家路径”进行了概要性评述。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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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约26万字，作者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间段，所论问题多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努尔哈赤的一生、皇太极的即位问题、雍正是否夺嫡、奕訢受封恭亲王、慈禧太后的家族、关于李连英的记述等等。作者为皇室后裔，家藏有玉牒、圣旨、关防、祖先影像等，自小即备闻国乘家史，以其身份书写清史，不仅在材料、信息的占有方面，而且在观点和立场上都有独到之处。像《慈禧太后的家族》与《关于李连英的记述》等几篇文章，作者将对现有史料的解读与自己的家史及幼年的记忆相结合，是几篇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加之作者的文字清雅，能娓娓道来，可读性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