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霸府政治的开启一曹操、曹丕霸 府与汉魏易代，第二章：魏末两晋时期的霸府与霸府政治，第三章：南北 朝霸府述论，第四章：霸府与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第五章：霸府与霸 府政治形态特征，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透视。

本书共分六章，包括易代鼎革：九锡与禅让制度；皇权与朋党；强化皇权的工具：铁券与赐死制度；两重君主观与典型人物的忠奸辨；皇权政治的特殊类型：垂帘听政；明代皇权政治面面观。书中的每一个专题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也决非散乱无主，其围绕的中心就是中国皇权政治。读者可以从各个侧面来解读中国的皇权思想、帝王制度与专制政体。这是笔者撰写本书的主旨。

第一部探讨近代中国妇女获得平等权利参政运动的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按年代顺序探讨了1900年至1948年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第一次全面研究了中国妇女争取选举权斗争运动及其与早期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中国妇女运动活动家们在20世纪上半叶为获得选举权所发起的持续地、成功地斗争挑战了长达数个世纪以来的根本性的政治权利原则。通过要求为女性获得公共的政治声音，这些积极分子推动了一个不仅仅是为了妇女自身的，而是整体政治结构的民主代表新概念。她们的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使得男性和女性道德的性别规范在这一空间急剧地转型。 作者简介 李木兰（Louise Edwards），香港大学中国史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香港人文学院院士

大英帝国在现代世界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澳大利亚的国旗上，印度人口中的英语，更不必说现代一切制度的起源和英国价值观的传播。关于大英帝国的构建问题往往众说纷纭，争论异常激烈。大英帝国的殖民史似乎是一幅无法浓缩的画卷：它是战火纷飞中的刀光剑影，也是一片蔚蓝大海上驶向未知的商船桅杆上缓缓升起的英国米字旗，是无数商人、传教士、将军对远方财物和未知的渴望……帝国的历史有太多疑团驱使着人们去探索和挖掘。 达尔文眼中的大英帝国不仅仅是由国王和征服者更是由无数个体的野心和进取心合力创建的。这些人包括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正是他们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同组成了各有所图的复杂关系。也正是这些离开英国去往全球各国的开拓者或殖民者以其千差万别的方式塑造着世界：涉足各大洲的政治，奠定现代国家的政治模型，以母语为基础的文化迁移，各种技术和价值观的渗透传播……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为什么没有持续繁荣还是说它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有如此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存，控制着性质各异的经济、政治实体，但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为何又如此之大，彼此之间甚至会剑拔弩张？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到底是文化的毁灭者，还是全球一体化的缔造者？对当时、现在以及未来，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从熊熊燃起的称霸世界的雄心到**后帝国梦的无奈幻灭，《未终结的帝国》将我们带入一个个历史场景，深入了解大英帝国全球扩张的过往，以及对当今世界乃至未来都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其疆土跨越了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达尔文认为这远不能说它走到了终点，甚至连中点都还没有达到。帝国的统治者们依然希望帝国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这种愿望如同帝国自身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挥之不去。 任何想了解大英帝国的历史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缘起与发展的读者都不能错过此书。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