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第一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

本选题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特性。前半部分（1－6），在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前提下，阐明中国的哲学概念如天、理、自然等等诸种观念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后半部分（7－10）揭示中国理气论以及天理观的形成过程，进而，对于天人合一的中国特性，以及中国哲学中中国原理的独特性进行考察，全书共收入十篇文章。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