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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耗竭式演进
本书引入互动式政党-国家模型(IPS),分析比较政党-国家体制及其转型的自我相似性,对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 引言 缩写 第一部分 政党—国家的结构与动态运行:IPS模型 1 社会主义体制运行及变迁的理论与比较观点 2 构建互动式政党—国家(IPS)模型的方法论 3 政党—国家的结构 4 政党—国家的动态运行 5 政党—国家结构及动态运行上的自我相似性 6 分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背景 7 自我再生产的特定模式与转型的路径 8 IPS模型动态框架中的术语解释 9 基于IPS模型挑战有关改革的比较观点 第二部分 政党—国家从诞生到转型:罗马尼亚、匈牙利与中国 …… -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通过讲述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家缺席的后共产主义中欧被打造的故事,它引导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通过深入研究,深刻描绘了由中欧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以及异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废墟上构件的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这是由三位美国社会学家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它主要研究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 -
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本书首先对于多年来笔者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观点做了概括,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对于中国社会分层变化的综述,其中第二章概述了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变化,第三章分析新近发生了什么变化,提出了阶层结构定型化、阶层利益碎片化等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新近的变化。第五章到第九章是笔者有关中国社会分层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包括: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理论,社会结构紧张的理论,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的理论,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的理论,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冲突型价值观念的理论等。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分别介绍了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和特殊群体的差距问题。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分别研究了我国的处在上层的富有阶层,处在中间的中产阶层和处在下层的城市贫困层。最后一章则是对于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总体回顾。 -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塔在评论本书时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中的非对称问题。本书在探讨现实公共组织这个古典问题时,运用这个理论创新对它进行了阐释。从深度和广度看,我们可以从这部优秀著作中汲取的营养并不亚于当代最杰出的社会思想家的著作所提供给我们的养分。该书反映了近些年来经济学新发展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应用。这是一部研究转型经济的重要理论著述。" -
中国的大转型
核心介绍: 从八〇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〇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批评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制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泥潭上去,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太平洋风云:当代中西政治理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