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德勒兹与福柯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两则传奇。不读德勒兹的《德勒兹论福柯》，便不能说了解福柯。因为在德勒兹之后，福柯已不是原来的福柯，就如弗洛伊德在拉康之后，不再是原来的弗洛伊德一样。德勒兹与福柯这两颗法国思想界的熠熠红星在本书中一起迸放光芒，使福柯成为理解德勒兹的一扇重要窗口，使德勒兹成为透视福柯的不二法门。由福柯到德勒兹，再由德勒兹到福柯，两股思想之流不断地牵引、碰撞、发光与褶皱，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般奇诡景致。

最好的哲学启蒙书 大哲学家为所有怀有好奇心的读者开启的爱情课 我爱你，我们相爱，我不再爱你，我们要彼此相爱……“爱”的无限变位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但是，“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释义为“爱智慧”的哲学，关于“爱”本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何为卑贱？它存于主体还是客体？人的卑同感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来自社会，或是来自历史？它为何像幽灵一样纠缠不休？对诸如此类问题，作者朱莉娅·克里斯蒂瓦试图运用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索其奥秘。她的方法令人想到拉康，当然又有别于拉康。

德里达说：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任何严密的哲学家都无法回避与海德格尔的“争论”。 海德格尔的学说在法国扎根的过程是紧张的，也常常激起人们的强烈情感，不断重现的海德格尔事件说明了这一点。伊森•克莱因伯格研究了1927至1961年间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受到的最初三轮“解读”，追溯了从海德格尔开始经过布朗肖和列维纳斯、梅洛-庞蒂及拉康直到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的思想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代思想家之间的传承关系，也讨论了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的复杂性质以及这些选择的后果的问题。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将虚无描述为一种“盘缠在存在中心的蠕虫”……就好像萨特的蠕虫一样，海德格尔哲学现在深深地扎在法国现代哲学的核心处。它处于法国理智思潮的中心，然而它啃噬着它已成为其一部分的这个传统，对这个传统而言，它是陌生的、不可分离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缺少的。 ——伊森•克莱因伯格

“我们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饭店坐了一晚。我们要了这间屋子的特色饮品：杏黄鸡尾酒；阿隆指着他的玻璃杯说：‘伙计们，你们瞧，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能从这杯鸡尾酒里谈出哲学来！’这时萨特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描述他仅仅看到、摸到的东西，并从中提炼出哲学。阿隆使他确信，现象学完全适合他眼下关注的重心：超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同时确立理性的至高无上和可见世界如其呈现在感官面前的真实性。在圣米歇尔大道上萨特买了勒维纳研究胡塞尔的书，他急切地想了解书的主题，以至边走边翻，甚至连页边都没顾上切开。” 亏了波伏瓦这一段记事，哲学史才得以流传下一段佳话。雷蒙·阿隆“发现德国”在前，让－保尔·萨特进入德国在后，所不同的是，雷蒙·阿隆在服膺康德的同时，念念不忘提醒本国人警惕德国纳粹的危险，而萨特不但在同胞纷纷逃离德国的时候欣然东去，还在战俘营里成立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研究海德格尔哲学。后来加缪在《堕落》里，通过主人公克拉芒斯之口，讽刺他是集中营里“一群精神错乱的法国人”的教皇。 但后来萨特成了哲学家，伟大的怀疑主义者雷蒙·阿隆反倒缺乏萨特那样的自信。跟中国人一样，如今法国学哲学的学生已经不必拿萨特的存在主义太当回事，但在美国人加里·古廷的《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一书里，萨特哲学还是得到了一个专章论述。古廷选取的考察角度之一，是他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萨特有着一个庞大的为法国经典作家立传的计划，到他去世的时候，让·热内、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相继成为他笔下解剖的对象。尤其是福楼拜，让这位“巨量的词语消费者”（郭宏安先生语）花去了2000多页的篇幅。 古廷这本书的主线是“自由”，“对作为具体的、活的现实的个人自由的关注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加维护了整整一个世纪法国哲学的特色。”于是萨特理所当然地占据了自由哲学中坚人物的位置。当然批判也随之而来。雷蒙·阿隆就认为，萨特的绝对自由观是抽象而毫无意义的，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一个人的过去限定了他的创造性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绝对的自由，“在瞬息间增加新色彩的自由”，始终让阿隆感到不可思议：“这与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经历是矛盾的。”阿隆成为历史学家之后还写了两本研究萨特的专著，可惜书不逢时，反响寥寥。

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1931年在耶鲁大学所做的斯多尔斯讲座的文稿。这本才华横溢、妙趣横生的小书提出：伏尔泰、休谟、狄德罗和洛克等通常被视为近代意识形态先驱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他们所缔造的“理性时代”实际上远不是理性的。这些哲学家从中世纪的舆论气候出发，以 新的材料重新建造了另一座奥古斯丁式的“天城”。 本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轰动，被《美国历史评论》誉为20世纪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