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观点独到，灵感丰富，满足了当前之急需。在一个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世界中，人们很容易忘记民族的起源和遗产，忘记国际竞争的跌宕起伏。格林菲尔德利用有力的对比分析和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有效地提醒了人们，并且阐明了那段历史。

《民族与民族主义》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内容简介：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收录了五篇杜赞奇的代表性文章。其中，“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一文，通过研究关帝神话的衰落和破灭过程、由清朝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历史转型，揭示了在帝国政体中，神话与仪式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中国与印度的现代性批评者”一文，通过将中国与印度的历史作对比，杜赞奇考察了另一种话语，在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西方的、启蒙主义的文明史语境之外，“小写”的文化及文明。尤其在“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一文中，杜赞奇重点考察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儒家、帝制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相对比，中华帝国拥有哪些能促成其转变的特点。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回答了一个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这是一个无论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史学家都还尚未能够予以解答的问题．即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条件)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沿用了与马克斯·韦伯那一著名论著同样的书名。在书中，作者集中论述了导致行为发生划时代意义变化的深层动因问题。而正是这种变化，从16世纪起，不断地为一个又一个经济进行了重新定向，使之从生存经济转化为盈利经济，从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性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意识发展所作的详细分析使作者得以证明，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使大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竞争，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竞争现象的发生。

这部书主要的任务是讨论当下极端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它的性质，它的勃兴的历史，及其对于将来的内在危机。当时我十分明白，这种民族主义唱则在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最为明显，但它仅是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代所倡导的一种民族主义而已。作者在本书中拟将欧洲过去两世界间所产生的各种主要的民族主义，加以一番讨论，以补充我的民族主义论文集。因为我相信我们有着重一种事实的必要：民族主义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东西。 在讨论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时，我的目的并不在叙述一些社会与经济力量的发展史；这些力量曾多少盲目地，然而又像是必然地，使小王国与大帝国转变而成一种基于民族原则的新政治制度。作者的目的也不在说明（除偶然外）这些军事的，文学的或教育的机关的实际运用程序；这些工具近来已经使各民族产生民族的爱国心了。换一句话说，作者在本书里不拟视民族主义为一种社会程序或一种民族运动，虽则用这种观念去论述当然是安全合法的。作者想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主义”（ism），一个各学说的集体，一种政治哲学，同时讨论各种具有重要民众势力的民族主义思想派别。作者的注意是集中于主义的使徒而不是集中于主义的门徒。

《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从民族主义视角切入，以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个主要口号为例，探讨当时的政治文化。内容包括：1920年代关于“反帝”口号的论争；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年代关于“反帝”口号的论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