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DK2007)(套装共6册)》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读库0704，本书包括以下内容：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一组两篇稿子可视为《读库0600》中《大马路之痒》一稿的续篇，作者穷几年之功，终于理清了这一城市发展的悲剧：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花二十五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三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恩里克的施政理念。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依然坚信所谓都市化就是路宽车多，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式的繁华，而事实上，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质疑：“我们的规划师是糊涂了呢，还是装糊涂呢？” 路得·那爱德于1910年来到中国，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教书，1913年病逝于成都。酷爱摄影的他，在中国不到一千天的日子里，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段变革时期：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他遗留下来的照片，记录的就是这段短暂却又命运攸关的时期。 那爱德于1911年摄下了位于岷江东岸的叠溪古城的一张全景图片，二十年后，叠溪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总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米的古城顿时陷入地下，被岷江淹没，城内原有军民三千多人，震后幸存者不超过四五人。那爱德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研究川西北地震现象和阿坝州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史料。 与这张“消失的古镇”一样，那爱德记录下来的长江沿岸中国人的民生状态，许多都已经成为永远消失的风景。 摄影师王玉龙见到这些百年前的历史影像时，真的是瞠目结舌。他唯一能说出来的感觉是：面对这些一百年前拍摄的照片，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百年来摄影的进步。 王玉龙前后用了约三年时间，核查考证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背景。其中的一些故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曲折。《追寻那爱德》一文记录的就是那爱德的生平事迹，以及考据这些照片的轶事；《百年中国影像》则精选了五十幅那爱德拍摄于百年前的图片。 何伟即《读库0702》中《胡同因缘》一文的作者Peter Hessler，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遍走长城》一文的英文版同时刊发于近期的《纽约客》杂志，讲述了一个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关于长城研究的现状，何伟写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而他笔下的这位独立学者石彬伦，是一位美国人。去年十二月末，何伟陪石彬伦去他的第三百四十次长城之旅，一次意外使何伟膝盖骨骨折。 戏曲演员裴艳玲今年六十岁，《裴艳玲原业归宗》以中篇人物传记的篇幅，回顾了她的艺术生涯和情感生活，堪成一代伶人的人生标本。 影片《卢旺达饭店》被称作非洲的《辛德勒名单》，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其生活原形保罗·卢塞萨巴吉纳被誉为“当代辛德勒”。曹芊小姐在比利时采访保罗，并节译了他的自传《平凡的人》，提供给《读库》。看过本文，我们才会知道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残酷，在影片中被彻底好莱坞化了。 连环画《四国间谍战》1982年出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时，印数已达一百二十六册。其作者宋飞等先生一生从事这项通俗艺术，几十年间画了一百二十多套连环画，计五千八百七十余幅画页。本文既是宋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辛酸回顾，也挖掘出许多被湮没的幕后故事，一些未经采用或被修改的画页，在《读库》中第一次公之于世。 马世芳的母亲是陶晓清。三十年前，还不到三十岁的陶晓清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时，马世芳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马世芳在文章中回忆那个“耳朵犹然纯洁”年代：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是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神山卡瓦格博，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明令禁止攀登，“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因为文化而被尊重的雪山”。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推动环保。《环保就在歌舞中》一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批“在行动”的人。 本辑藏书票由漫画家缪印堂先生绘制。

目录： 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设计 “90展”部分展品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固执复制 海波与他们 幸运之轮 中国学车记 关庚的生活底稿 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 花花世界且说黑 贱客凯文 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 医海钩沉 祖逖与刘琨 同居-崔莺莺 “哥斯达黎加时代” 文摘：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前后不二十年时间。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担保不可。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

2006年，命运多舛的文化刊物《万象》、《书城》在相继经历休刊复刊后，逐渐式微，更深入的走向精英知识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个人出资策划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种”为出发点的文化刊丛跃入我们的视野。《读库》就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园地，它的实验性和新鲜感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

Mook《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圈内语）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其收入的作品从篇幅而言属于五千至五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老六手记 ↓ ◆1949年，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相继解放，民众迎来一个欢欣鼓舞的年代，一个不苟言笑的年代，一个光明和迷惘并存的年代。田晓青先生试图“绕到那些标准而笼统的叙述和正统的回忆录后面，直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事情”。他翻阅当年各大城市的报纸，通过见诸报章的通讯、言论、通信、广告、问答，辑录了本辑专题《城市记忆•解放》。所谓解放，是一个庞杂混乱、众声喧哗的社会被格式化、被整合、被融入统一的宏大主题的过程；所谓解放，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命运和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改变组成。 ◆谢英俊是一个台湾建筑师，“9•21”大地震后，他的建筑工作室致力为世界上人数最少的民族建房。然后，他来到大陆，在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用茅草、树枝、旧木头，和一群没有建筑经验的志愿者盖起了生态厕所与几栋生态楼房。这些欧式房屋看上去都很气派，全没有老辈子人记忆里“泥巴房子”的土气样子。村民们进去看一看，确实不错，绝对不会影响给儿子说媳妇。 2006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一个农民与学生志愿者，以及贺村合作社生态建筑队的十四名队员，一同参加兰考春季生态建筑工作营培训。谢英俊声称，中国八亿农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合作建房，住上漂亮的欧式小楼。 寇延丁女士的两篇来自建房第一线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些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 ◆四百多名中国工人来到德国多特蒙德，要将一座称为“帝座”的焦碳厂整体拆迁，运往中国。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每个月挣四百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四千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年半就完成了……纪录片《赢家输家》走进由中国工人在鲁尔工业区构起的独立王国，记录两种文化的冲突，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导演吕肯说：“这必须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德国文化电台的报道说：一部伟大的电影，尽管获得很多的大奖，但是很可惜目前只能在德国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帝座”迁移》一文则详细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导演人性化的镜头下擦出的火花。 ◆关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越来越受到追捧，乃至网上有了“绝色金子美铃”的主题网站。本辑《读库》中的金子美铃专题，由金子美铃诗集《向着明亮那方》的策划人金莹小姐编撰，追思这位宁静而传奇的诗人二十六岁的生命，并收录了《向着明亮那方》一书没有收入的金子美铃生平照片和相关书影。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夜里的飞虫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 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住在都会的孩子们啊。 ◆杨浪先生的《在人生的另一端》刊发于《读库0701》，激起许多读者对墓园文化的感喟。张小强先生献出他珍藏的一册《一部宁静的文化史》，里面是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部分俄罗斯艺术家的墓碑图。当年高莽先生编撰《俄罗斯墓园》一书时，他都没舍得奉献出来。感谢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协助解决版权，本辑《读库》彩印了其中二十座墓碑，让我们得以目睹那些大师的长眠之地。 ◆从本辑《读库》开始，除了传统的中国连环画专题之外，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回顾对生于七、八十年代人造成极大影响的卡通和动画作品，《动漫年华》一文是其楔子。燃烧吧，小宇宙。 本辑藏书票由冷冰川先生设计。

《读库1306》一共包含六篇文章，《二十年前，<我爱我家>》，《下乡养儿（下）》，《伪造的天分》，《俺家人》，《一个画店的1921》以及《我和你》。 二十年前，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开拍。郑猛记述了这部剧筹拍和拍摄过程中台前幕后的故事，大致按播出顺序的脉络挑选剧集回顾了大家记忆中的那些情景。二十年过去了，再回看《我爱我家》，当年的副导演林丛最大的感受是剧本过硬，演员搭得扎实，剧组里的工作人员有着无法复制的热情，对新东西勇于尝试，摸索着向前走。 《读库1304》里的《下乡养儿（上）》曾引起读者们的热议，这次奉上《下乡养儿（下）》。天天一家继续在乡下生活，也认识了新朋友，学包饺子，做饭，种菜，养狗养兔养羊。几个月过去了，天天问，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住久一点？ 《伪造的天分》是周翠老师所写德国司法案例系列的最后一篇。艺术行业的伪造，由来已久，长盛不衰。德国战后史上最大的艺术欺诈案，在庭审时法庭、检方与辩方三方迅速达成刑事协商，被告做出全面的自白，开放服刑，检方停止所有的调查工作。这桩“世纪艺术欺诈案”涉及的人物叫沃尔夫冈•贝特拉奇，他的画作如同繁星般散落在艺术殿堂的角角落落，他自己说，看到这些作品悬挂在博物馆里，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儿怪异。每当这时，他都会避开它们，不想靠得太近，担心它们会对他讲话。 2012年，在筹备“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展——实物、技艺与口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本“义成永”画店杨永兴所立的应分家产目录。这本目录作于1921年，内容不仅包括了杨永兴应分房产、地产、家具、农具等信息，还涉及大量义成永画店收藏画版的名目，其中部分画版和年画作品实物流传至今。《一个画店的1921》就是对《1921年义成永画店杨永兴立应分家产目录》的初步考察。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也曾想过“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我”。《我和你》讲的是帕特，一位作家，也是一个拉拉文艺圈里的女王，她的作品，她的生活。“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们为什么总是用‘孤独’来形容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