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1201》包括了《故事》、《不丹之路》、《开会啦》、《心•桥》、《白蛇严歌苓》、《画不完的<神曲>》、《“生下来就为揪住整座图书馆不放”》、《兽性大发》和《凄怆因缘》。 《故事》一文，事实上是根据吴念真老师2011年8月在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四地的讲座内容整理。如他所说：“我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不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什么家都不是。因为艺术家要有一种‘格’在那边，或者是一种态度，或者创造一种新的视野。我觉得我达不到，我就甘心做一个读者好了。写作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我只是想做一个沟通者。”而这些看起来是小事，经过时间的沉淀都变成大事，变成愿意跟人家共享的事。 吴念真老师提到了台湾的八十年代：“那时候大家都在想改变。杨德昌家的白板，最高纪录上面同时出现二三十个题材。我怀念济南路六十九号，我怀念有榻榻米的房间，我怀念那块白板。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在动，试图改变什么东西。不管跌跌撞撞、莽莽撞撞，都是一个新的东西，现在看来，那些莽莽撞撞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新的萌芽……现在回想起来，何其有幸有这样一个年代，何其有幸有这样一群二三十岁的人。” 《不丹之路》记述了不丹王室第五世国王的婚礼，更记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之路。 1998年，第四任国王一手推动了不丹的民主化进程，“自废君权”，还政于民。他宣布国王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将行政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2005年3月，不丹首部宪法草案开始起草，宣告不丹将建立起两院制议会，而只要三分之二国会议员通过，就可以弹劾国王。2006年12月14日，五十岁的吉格梅·森格·旺楚克向全国宣布，他即将传位给王储，而不丹将于2008年举行历史上的首次全国民主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这意味着不丹将正式告别延续了一个世纪的世袭君主制，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选举后，国王将继续担任国家最高元首，而新政府则负责执政。 国王的态度是如此坚定，他了解不丹百姓对选举制度十分陌生，大量人口居住在偏远山区，文化程度不高。为了确保选举顺利进行，竞选两党“人民民主党”和“不丹爱国进步党”分别使用骏马和仙鹤作为标志，并提前举行了数次模拟投票活动；正式投票当天，交通部门特地安排车辆接送山区的选民；国王父子更是身先士卒，多次进行全国巡游，宣传民主制度，呼吁不丹民众积极投票。王室的态度打动了百姓，虽然他们对选举并不感到高兴，但出于对国王的崇敬和信任，还是给予了积极响应和认真对待。据统计，投票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九。 《不丹之路》一文作者王心阳老师经过努力，得到了一个觐见并采访多杰·旺姆·旺楚克王太后的机会。王太后告诉她，一直以来，国王陛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比起君主制来，仍是治理国家的更好形式，因为对于百姓来说，每五年他们便有机会选择下届政府。国王相信，人民自主选择的领导人，要好过一个一出生就拥有统治权的人。 在造访不丹的过程中，王心阳老师已深刻地感受到，第四世国王所创造的“不丹模式”和“国民幸福总值”理念给整个不丹带来的福祉。这一终极价值观引导着不丹前进的方向，一方面，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也致力保持不丹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态自然环境。国王是如此了解自己肩负的重任，希望为人民带来长久的幸福。这便是他“自弃君权”的强大动力——“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开会啦》是《读库1106》中《学开会》一文的续篇，继“民主是需要学习的”之后，兴农合作社开始尝试民主的可能性。 寇延丁老师记下了杨云标的一番话：“民主议事规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就是程序正义，这又是我们的乡亲们认知之外的一种东西，我们一直生活在人治的天空里，很少考虑到程序、规则的问题。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土壤，议事规则有议事规则的土壤，我们有我们的。为什么大家就是区分不了主持人和领导人？就像鲁迅先生说‘没有了皇帝，这日子怎么过啊’，在很多乡亲的脑子里，可以说是没有了领导，我们这个事怎么干啊。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我们能让大家知道，主持人只是一个程序的掌控者而不是一个权利的分配者，不是一个权利的维护者，他只是遵照这样制度办事给大家服务，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样一种理念跟父老乡亲的生活观念是有冲突的，培训能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效果，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因为我不指望能用三天的课冲击他两千年的积淀。这一次，乡亲们对规则从完全陌生、不理解到慢慢认识到规则是怎么回事，并且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规则是有用的，主动地表示回到自己社区里会把规则用起来。他们的表现让我非常感动、非常自豪。通过这一次实践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 《神曲》诞生七百年来，画坛的大师巨匠们不断为之创作插图，历经几个世纪而热情不衰。 《神曲》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是中世纪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它又充满强烈的现实感，似乎在讲述发生在每位阅读者身边的事情。因此，许多画家在创作中便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注入插图中，事实上，每个时代的画家都是在借《神曲》表现自己的心声。 《画不完的〈神曲〉》则辑录了这些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插图。以《神曲》里的故事、描写的场景、人物为题材创作的插图蔚为大观，把这些作品汇集起来，堪称一部世界绘画史。 2012年六幅藏书票均由木刻家杨以磊创作。他现居美国，画中所取却是非常中国的素材。

《读库1206》一共包含七篇文章。舒泥老师一直在做游牧文化方面的选题，希望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种文化，她曾在《读库1001》上发表过《寻找游牧文明》，之后继续深入内蒙古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走访牧民，探究游牧民族，特别是使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状况。本辑读库中，刊发了她最新 的田野采访成果《苍狼大地与白鹿家园》，文中说，同一种文化，用不同的目光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790号出租楼里住着一群民工，他们多数人有着十年以上的打工经历、“走穿了中国南北”，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成为城市开发建设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他们的土地房产、户籍妻儿又大都在原籍老家，使其难以彻底脱离故土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人。这种交错两栖的尴尬身份和日渐壮大的零工队伍，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四平方》的作者欧阳星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试图记录他们个体的生存状态。 从财经记者王安搜集的《三十九句话》中可以看出些许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后近三十年的经济政策的变迁痕迹以及对后期的影响。 《破案后》一文中的案件，指的是一桩发生在德国的骇人听闻的儿童绑架案，家属在案犯嫌疑人盖夫根的抵赖和谎言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天，最终得知被绑架的儿童遇害。案件发生十年以来，盖夫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斗。 1949年那次的大迁徙，有将近一百五十万的外省人从东北关外、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滇桂边陲、苏浙两广，在饥馑恐怖或枪林弹雨中，来到台湾。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外省人》的作者廖信忠说，这里永远没有电视剧、舞台剧里描写的那么美好。 《“真是个天赐！”》是作者徐辰对托尔金一生的回顾，包括他对语言学的痴迷，他的那些朋友们以及他的家庭，特别是他写作出版《霍比特人》、《精灵宝钻》、《魔戒之王》等故事的前因后果，而托尔金本人在《致出版商米尔顿的长信》中全面地阐释了他写作整个神话体系的初衷、过程、故事前后的演变以及五十年代初时《精灵宝钻》原稿群的故事线，还对《魔戒之王》的故事梗概做了简要的归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读库1204》共包含十篇文章。《人穷智不短》展现的是宋冬在2005年和2011年分别做的两个展览：《物尽其用》和《穷人的智慧》。前一个展览所用的是宋冬母亲存了一辈子舍不得扔的旧物，共有一万多件，是一个母亲的实物日记，也是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哲学。两个展览反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处境。宋冬说，各国穷人的智慧、穷人的美学都是息息相通的，这是共同人性，而不是专属中国的“国民性”。诗人王小妮在2011年继续她的“上课记”，记录这些九零后的“孩纸们”在学校和离开学校后的的生活学习状况。《庚子年的民族英雄》讲的是1900年，即清末庚子事变前后的人和事。“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1991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女士，以表彰其通过非暴力斗争方式争取民主和人权。由于她遭到软禁而未能亲自前来领奖。二十一年以后，2012年6月16日，昂山素季终于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了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演说。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真正奖项，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社会。在《抗战最后两年》里，傅惟慈先生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贵州浙大永兴分校继续学业后又参加青年军的往事。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给许多年轻人制造出横冲直闯的机会，让他们过一段“迷茫莽撞”的日子。

《读库1103》内容主要包括《大旅行》 、 《"发展中国家"时代》、《武斗》、《给儿子的一封信》、《爸爸爱喜禾》、《青春期》、《嘉孺子而哀妇人》、《皮克斯“寻蛋”之旅（下）》、《国际歌》和《魏惠王的野望》。 “在持续几个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普通百姓不被鼓励走出‘中央王国’的疆限。但最近的一次春节假期——农历兔年从2月3日开始——本地报章却充斥着国际游的广告。这让人感觉仿佛所有人都想离开中国，于是，我决定加入他们。” 《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就这样加入了一个欧洲旅行团：“‘经典欧洲’，一种很时髦的大巴游，十天内横贯五个国家。行前就要付款，机票、酒店、餐食、保险和杂费等人民币换算后相当于两千二百美元。另外，旅行团的每个中国成员都被要求提供相当于七千六百美元——这比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还要多——的担保，以确保没有人会在班机回国前失踪。我是这个团的第三十八位、也是最后一名团员，次日拂晓我们就要出发。” 与同团中国游客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成了他的这篇《大旅行》：“我们这个旅游团通过亲身经历，遭遇了一个比欧洲更加欧洲的世界，是《茜茜公主》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不洁和枯燥。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谐剧和有关中国效率的丰盛福音布道的背后，我的同车团友也抓住了深刻洞察的未经删节的闪光点。在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游中，有很多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惹是生非的自由媒体，一个由政治争吵构筑的社会安全网，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静静地发现了看到这些事物的方法。” 萨苏老师的《“发展中国家”时代》一文，介绍的是那个战后高速发展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日本。文中附有大量当年的历史照片，让我们似曾相识——那些场景似乎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一名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和中国很相似，日本也曾经用三十多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变革需求与人承受能力的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驻日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深切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而参考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经历，会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文革”中的武斗，是整个浩劫中最惨烈的段落。如今硝烟散去四十多年，在武斗重灾区四川（包括原属四川的重庆），除了重庆的红卫兵公墓等极少数遗迹，留给后人能引起记忆的实物，在公众视野所及之处已经不多。出版物中，关于武斗，总括的说法多，比较客观具体的事件记述、原因分析和统计数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言，可以作为史志资料的，相对于那个全民参与、延续十年之久的运动，实在不能算多。在我看到的一些正式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对于“文革”和“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记述都非常笼统简略，很多事件和人物干脆被省略。所以，武斗导致的死亡伤残人数、财产损失数额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成体系的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了。 “我不是‘文革’武斗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我写的是四川的两个地方武斗过程中的个人见闻。”作者肖逢在《武斗》一文中说。他在网络上看到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写的有关武斗的文章，多数是基本真实可信的，但是后面的跟帖中，有些却难免地流于口水仗或娱乐化了。“文革”的武斗，一点不好玩，不是有些年轻人想象的“有型”、“拉风”，那是真枪实弹要人性命的。不管当时有多么崇高正当的理由，拿着武器对着活人互相开枪开炮，甚至是对无辜百姓的杀戮，都是对那场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绝对否定。没有置身当年场景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时候普通人的困惑、恐惧和绝望。 一位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本来打算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写的……这封信提前了十六年。提前十六年写的好处是：有十六年的时间来修改、更正、增补；坏处是：十六年里都得不到回信。” “吾儿，我都能想到你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你撕开信封，扯出信纸，然后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进嘴里咽下去。你这么做，我认为原因有三：一，信的内容让你生气了；二，你不识字；三，你是自闭症，撕纸就是你的一个特征……” “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你才两岁零六天。”父亲写道，“当医生说出‘自闭症’三个字，我知道胡作非为的日子过去了。” 然后，他开始记录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青春期》是荆方继《我是六零后》之后创作的新绘本，描述的是1978-1988年间，懵懵懂懂中开始度过青春期的日子。那段岁月，也是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历的青春期。

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说：解说文字好比侦探破案，进程曲曲折折，必须从典籍里翻查主证，又须从词语里找到旁证，还须从百科知识里觅得印证，更须有胆有识，推倒权威的旧说，自创切实的新解。在本书里，他不仅解出每个汉字的写法、意思，还解出这个字的创造过程，历史演变，承载的文化内涵。中国几千年积累的典故、掌故，凡是和这个文字有关的，流沙河先生都能信手拈来。这就是这本书的特点。同时，这本书比《流沙河认字》更加通俗易懂。

《读库1102》内容包括：《物之物语》、《戈麦之死》、《暗自揣度》、《阅卷》、《我的高考》、《外科之花的艰难绽放》、《在书中，我老了》、《末世风月》和《卯年记忆》。 种种不起眼的居家小物件，年深月久仿佛就成了精。木然漠然呆着，不学狗摇尾巴猫跳主怀，你不理它它不会理你。与你相忘于咫尺，相忘于终日累年。猫狗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小物件却负载着你的历史。冷不防一瞥瞥见它，一念念及它，一用用到它，它就会拉回逝去的时间，唤醒远去的亲人，重演依稀的旧事，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 以贵州安顺民谚“一样生，百样活”起头，戴明贤先生的《物之物语》写的是“物”，成的却是数十位亲人师友的人生轨迹，而且尚存者已然寥寥，不禁生出“此身虽在堪惊”之感。 “惜物，惜人，惜光阴，惜旧情，惜缘分，惜传统”，同名书籍如今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那个笼罩着政治风雨的年月中，书中人物以各自的耐力与韧性维系存在，无助而有尊严，缄默而有定见”。 1991年9月24日，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毕业后任《中国文学》编辑的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万泉河，时年二十四岁。 消息传开，中国当代诗坛再感震惊，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这段时期内，一批青年诗人相继自杀身亡，或殉情，或殉诗，或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这一批自杀的诗人中，戈麦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彻底的一位。离世前，他毁弃全部手稿，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且征兆全无。因此他的自杀辞世，在诗歌圈子内外，让人们震惊之余，惋惜，感叹。 有论者认为：“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深思这一现象。”这就是引起文坛内外关注的“海子-戈麦现象”。 王岳川在《戈麦——圆明园的冷然毁诗与静穆地投水》一文中有些悲观地指出： 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不过，多数诗歌及文学圈人士并不同意王岳川所说的“诗人自杀，诗也自杀了”这种偏激的立场，也不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更多的人分析探讨“海子-戈麦现象”，是借此现象探讨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诗人群体（尤其是年轻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以及在这种状态处境下，对诗歌、对文学理想以及人生信仰、生命价值的坚持、固守、奋进、抗争，以及由此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走向和未来产生的影响。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又说，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 海子和戈麦显然都是加缪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只不过选用的方式与时间的先后不同而已。 《暗自揣度》向我们展示的是金日成时代的朝鲜绘画。 作者张家荣先生写道：“若干年前，我看到一本关于朝鲜的画册，里面有不少绘画作品，当时心中一怔，挑动了关于过去的某些情结，自然就将这些画与我们的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朝鲜的美术作品资料，并像大多数人一样，进行种种的揣度。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为揣度而生的，但对朝鲜，我们的理解要复杂得多。还有，因为不了解，所以揣度，所以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