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三家巷》出版于1959年，但于此15年前还是在延安时期，作者就已经在蕴酿情节、结构框架了，他力求用艺术的笔触来描绘“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 在《三家巷》这部作品中，欧阳山以战争年代的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亲戚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实地、生动地、历史地展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不同阶级，不同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人对各自人生道路的选择。

《广州沉香笔记》讲述旧城广州的前尘影事，永不消逝的风物人生，宛若沉香的简静之美！《沉香笔记》试图“在正史的参天大树上寻找不小心被遗忘的细小花瓣”，其背后折射的是耐人寻味的历史观感。疏离由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的正史，进而通过细节描写来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进行书写，以此来拆解和颠覆大历史，呈现历史面目的多元化，这正是《沉香笔记》与新历史主义的“小历史”观感互为契合之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为王者书写的大历史是充满谎言的、单线条化的；而小历史是具体的，它坚固地镶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表现途径是多线条化的。因此，格林布拉特主张要将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史家或不屑关注、或难以发现、或识而不察的历史细部，进行纵深开掘和独特阐释，进而构筑出各种复线的小写历史。小写历史的丰富具体性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了历史地表，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小历史，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使历史书写范式产生重大变化。近年，在赵柏田的《岩中花树》、王笛的《街头文化》等文本中都可窥见此种书写范式的踪迹。相比同类作品，《沉香笔记》的范式之新则更多体现为观察视角的独特化。视角作为建构文本叙事机理的首要元素，使文本在小历史的视域下，从区域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广大与密实的空间。这一空间便是特定历史中普通人生存的无限丰富性，而不是宏大历史空间中宏伟叙事的空泛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沉香笔记》向我们贡献了它的独特价值，即让“人”重回历史书写的重心，将人的生存体验的繁复性作为历史书写孜孜不倦表现的中心，体现出历史写作的人文取向，而非只将人物作为勾勒历史与事件的道具。 在王美怡笔下，细节“像串在日子上的花朵”，散发着历史的诗意香气：在《街巷》中，她不厌其烦地罗列街道的名字，因为“一座城市，因为有了这些地名，也就开始有了细节，有了故事。”如果说在这些篇目中，作者通过采拾细节表现历史，更多停留在叙述的表层经验与感性体验上，那么，文本中那些以历史人物为表现主体的篇目之中，细节则成为了作者观照历史的一种理性视角。 在《白云楼》中许广平的独特个性，通过她在修改《鲁迅年谱》时，将“以爱情相结合”改为“与许广平同居”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得以精妙的展现。细节以出乎意料的张力，使许多已被定格化的人物性格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细节相对于宏大事件来说更能显现人性心理的细微之处，它于大历史的隙缝中显现，要么弥补了大历史叙述下人性的模糊暧昧，要么颠覆了大历史演绎中人物的意识形态特征化，它以其细小尖锐的芒刺刺痛了大历史的神经中枢。 在《太史第》中，江太史起伏的人生际遇没能吸引作者更多的关注，叙事的触觉独辟路径，向这座深宅大院的日常生活层面摄照，太史第中美食盛宴一度辉煌，各种菜式在作者笔下通过史料得以精致细叙，而这位遍尝人间美食、深具美食家格调和情怀的人物在风烛残年，却被土改中的乡民强行用箩筐抬回南海老家进行批斗，一代美食家竟以绝食而终。筵开盛宴与绝食而终，写尽人世繁华之后，笔触迅疾而下戛然而止，人生之苍凉依托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得以意外地呈现，这种类似张爱玲笔下“反高潮”的艺术效果，正是借助以细节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得以实现。 小历史从大历史根部逃逸，细节在小历史经脉的滋长蔓延间展开复活之旅，在呈现历史史料的丰富与多样性的同时，它也使正史的根脉旁密布了众多的根枝节杈，单线历史从而呈复线化发展，城市历史的织体生长得更加密实与丰厚。

本书为黄爱东西最新专栏文字精选。文字简洁，沉静温暖。旧城妖娆风情，当下人间烟火，在其笔下不经意地舒展呈现，摇曳纸上。 她用“鬼马”的文字写着她的广州。在茶餐厅，在粤菜馆，看到靓汤，看到烤乳猪、烧鹅仔，都会无端想起她。所有的篇章，都是具有休闲性质的，谈论的也都是可供休闲 娱 乐的事物，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种种细节，大多和广州那座亚热带北回归线城市有关。 “有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去爱一个人，到老的时候，你会去爱一座城。未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但那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偶尔给这座城和自己的流水生活写下一些只言片语。如果日后还有机会翻阅，也许会亦幻亦真地看到某个人浮光掠影留存在纸上的家园。” 黄佟佟说：“我个人以为这是黄爱东西集十年功力写出来的大散文，大的气象，大的格局以及大的境界，文字真不用说，是极好的，洗尽铅华后的舒展不已的流丽风姿……”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部专著。他以广东为着眼点，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持论公允，叙述可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共产党的领导给中国带来了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过去的黑市、通胀结束了，赌博、卖淫、鸦片消失了；官员有一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经济领域统一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在经济事务之外，集体合作组织在消灭文富、推广公共卫生等活动中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党通过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政治指挥经济，也造成了很消极的后果：社会进步缓慢，人民生活也没有明显提高。拿广东来说，经历这么多年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追求的改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以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摧垮务实政策和主张务实的领导人，竭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18世纪中国海外市场地位上升，从鸦片到茶叶，中国对全球消费品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Leonard Blussé以跨国界视角，透过三个关键城市描绘出东亚经济及文化的转变史。广州是外国商人在清帝国的号角港口。长崎成为德川时期日本的重要官方港口。而巴达维亚（即今印尼的雅加达）更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的连接点，服务于荷兰在亚洲的整个海上贸易。 全球化的变迁使得垄断面临挑战，贸易通道在转移，新的参加者不断涌现。美国商船带着他们的全速帆船进行着最有力的进入。随着荷兰控制的减弱，巴达维亚失去了首要地位，长崎不再繁荣，虽然广州的地位还在凸显，但新视野下的各种港口城市在配合海上贸易的网络协作中发挥着以往所没有的作用。从新加坡自由港口确立到香港，上海，横滨等条约城市的兴起，传统的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东亚与西方的联系已经永远的改变。

英资咨询公司MMI高级猎头顾问沈鱼接到从业以来最大的项目：为亚洲金融投资界翘楚——日本江川集团寻访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单项佣金二十万美金。她剑走偏锋，提出了与众多竞争对手不同的项目思路，得到江川集团董事长江川良的亲自接见，并顺利地拿下了这个项目的独家顾问权。然而项目的运作艰难之至，她百费周折仍然陷入瓶颈，最后，在江川良的指点下，她疑窦顿开，通过朋友找到了最理想的人选——当年盛世软件的副总，而今却是投行成功人士的萧东楼。萧东楼抉择如何？狩猎者沈鱼又将如何成功捕获这头猎物？…… 本书以外企职场为背景，讲述了沈鱼猎头从业生涯的成长历程以及身边的几位女性朋友的沉浮人生，真实地披露了猎头行业的厮杀内幕、白领阶层的情感迷途，是一部精彩绝伦、动人心弦的外企职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