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文存，ISBN：9787801787989，作者：蒋廷黻 著，傅国涌 编

《中国近代史》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中国近代史》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中国近代史》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 这《中国近代史》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 《中国近代史》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民国名人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内容简介：廷黻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史学家。他当然对政治感兴趣，但不是一位政客。他有个性、有辩才，懂得灵活运用历史知识。 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们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围的材料不可。

蒋廷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这本出版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五万多字，却是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会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并且认为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这一层面上，而要上升到精神和国家制度的层面，否则的话，落后的国民精神、腐朽的国家制度就会成为阻碍物质近代化的桎梏，洋务派的失败就是显证。此书一出版即受到普遍欢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当今的近代史研究还正致力于蒋延黻提出近代化研究，甚至重复着他在60年前所建构的话语系统和分析框架。然而由于蒋延黻弃学从政，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家“，解放后在祖国大陆便销声匿迹了。重印这本《中国近代史》，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完整地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脉络。

本书是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从19世纪起，西方现代化的脚步逐渐迈近中国，面对以现代科技和文化装备起来的西方世界，庞大的中华帝国明显地落伍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落后挨打历史，令无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本书对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审视和省思，试图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作一梳理，探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泼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才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一套能反映民国时代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库”，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