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十八篇》作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 粱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佛经翻译见解独到，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佛学研究十八篇》简体横排，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加上后记，对作者其人及其书予以简要介绍，有助于现代读者加深理解。加上少量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使读者知人论世、知世论人。选目精当、装帧得体、印刷精美，既是文史爱好者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值得书友珍藏的珍品。

梁启超先生论述先秦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发展，分为序论、前论、本论共二十三章，涉及天道的思想、民本的思想、封建制度、阶级制度及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思想。附录为先秦政治思想，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书原为1923年秋至1924年春夏间，梁启超在清华等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成书后共分十六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题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清华学校讲义”一册，现存第一至十二讲（第十二讲未完）内容，经过与当时听讲者回忆的对照，应即为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原本。（以下简称“讲义本”） 该书部分章节，在出版单行本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计有： （一）《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即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二）《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即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部分，原载1924年3月2日至6日《晨报副镌》。 （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相当于单行本第十三至十五讲，原载1924年6月至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2、13、15-18号。 （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包含第一至十二讲全部内容，自1924年4月（实则7月以后）至1925年10月（实则11月以后），连载于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第3-8期；经比对，该种即为转载前述“清华学校讲义”本。（上述四种，以下简称“报刊本”） 1926年7月，上海民志书店刊行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首个单行本，至1929年10月已发行至第四版（以下简称“民志本”）。1936年，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专集”部分收入该书，并将报刊本及民志本所用新式标点改为旧式断句，成为此后该书较为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合集》本”）。可能由于成书仓促，这两种单行本均有较多印刷错误。 “清华学校讲义”为本书最初版本，亦可视为民志、《合集》两种单行本的母本。早先发表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部分，在收入民志、《合集》二本时稍有增删，但整体内容变化不大。讲义本、报刊本虽为梁氏未定稿，较之后出单行本，错误反而较少。故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 （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 （二）第十三讲至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 （三）其余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 具体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底本以“□”表示待补字，“（？）”表示存疑，连续星号（*）表示段落区隔，均予保留。 4、为存梁氏定本面貌，凡后出单行本对讲义本、报刊本有大段增删处，以及章节划分、章节名有更改处，仍依《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并在校记中说明。但该部分个别字句的增删，则以讲义本、报刊本为主。 5、该书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书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有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张朋园合集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

《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必读。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以资料翔实著称，尤其是书中摘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者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评论性的文字，以体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

引言 第一章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与流亡日本后的处境 第一节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 第二节 流亡日本谋救皇上 第二章 福泽谕启蒙思想与梁启超 第一节 福泽谕吉的身世和师承对其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西洋文明的初次接触 第三节 福泽谕吉的“以西洋文明为目的”与梁启超的《文野三界之别》 第四节 文明之形质与文明之精神 第五节 福泽谕吉的“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对梁启超的影响 第三章 中村正直《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