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中国历史研究法》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详细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是公认的空前佳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概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春之间，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时的讲义。在这部共计十六讲、二十余万字的讲义中，作者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的专门论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巨细兼顾，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洵梁氏学术论著之代表。

本书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本书不愧为继李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士，却生前被世人责难，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骂名，在西方有英国之克伦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做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他才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之日莫之能废。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合。宋史记熙丰富实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袭之，皆反对党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篾荆公处皆一一详辩之，别为考异若干条。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覆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内方闻之士有以教之。

梁启超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从发动戊戌变法到晚年的执教清华、南开，做过无数次的精彩演讲。特别是先生晚年的演讲，是其人生经验和学术研究的集中阐发，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其一生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本书选取梁启超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演讲作品，他的这些文论广泛而几乎无所不包，激进而几乎涉及时局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后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不断进取的追求。

本书以梁启超在中日近代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全面考察了梁启超所著《饮冰室合集》中出现的日语借词，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弄清梁启超在日语借词带入现代汉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本书主要分为近代中国人的日语观、日语借词在梁启超作品中的出处及其特征、出现在梁启超作品中的日语借词的“性格”，梁启超用词被《汉语大词典》所收录的实际情况，四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