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上下)是民国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史学大师最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由中国卓越的史学大师、杰出的历史普及作家吕思勉所作。 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

本书是作者在1930年代初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写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的编写，还颇重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这也是吕先生的一贯主张。编教科书，自不宜羼入议论；历史的有年代，犹地理有经纬线；历史、地理两科，关系极密。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中国书籍，向分经、史、子、集四部，这原不过大概的分类。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当备的书，所以本书中不再附入。 本书共分六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上古史；第三编中古史；第四编近代史；第五编现代史；第六编结论等。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之一。全书以农工商业、财产、钱币等18个讲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对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了深入而系统概括的论述，历来是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专著。本书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相继有各种单行本和合订本出版，但书名各异，且都未能全貌刊行。今编纂《吕思勉文集》，收入本书，不仅恢复到作者所改定书名，而且将曾经删节文字予以恢复，以存其旧貌。

本书是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先生为青云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讲课笔记。(外附吕思勉先生《自述》、《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国文”课吕先生用《古文观止》作教本，之所以用这部书，是因为它选得坏。吕先生以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本国史”从元代讲起，一直到近代。文字不多，要言不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 “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 “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其中佛学部分，是最不好懂的，而吕先生这篇讲义中，用不多的篇幅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笔记由当时的学生黄永年先生记录。黄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象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贡献，但是这和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能步入史学之门，最初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在十三岁时偶然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成为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学校。”

《中国通史:100年来最值得阅读的国史入门书(典藏新善本)》是抗战期间，为适应当时历史教学的需要，吕思勉先生创作的。因其内容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出版后，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中国通史。直至今天，依然是众多读者首选的历史入门书。 全书概述了中国从上古至现代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对重大史事、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地结，并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无论是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法，都有很大的创新，突出体现了吕思勉的大历史观。全书脉络清晰，逻辑性极强，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兴替的需求，更有助于读者对社会变迁的宏观把握。

上古版《吕思勉文集》之一。 与一般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同，吕思勉先生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教师，他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教书育人。本书即为吕思勉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编著的五种教科书的汇编，即《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这些教科书虽说是为当时中小学生(主要是高中生)写就的，如今即使用作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材，恐怕也不嫌其浅。通过本书细致的解读，想必广大读者能够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