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荫麟先生为民国时期极具才华和思想的学者，曾受到其师辈们如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诸多大师的器重和期许，惜英年早逝，住世仅37年。本书是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但已足见作者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养，通透又睿永的思想。本书的撰写，在当时是作为历史教材的一种读本（《中国史纲》第一部），所以在形式上就更为生动活泼，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但同时又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且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饱含情感与敬意，故全书无任何浅薄、空疏、浮夸，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仍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由史学家王家范教授特为本书撰写的导读文，也是有血有肉，见解独到，意味深长，可谓珠联璧合。

《中国通史:100年来最值得阅读的国史入门书(典藏新善本)》是抗战期间，为适应当时历史教学的需要，吕思勉先生创作的。因其内容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出版后，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中国通史。直至今天，依然是众多读者首选的历史入门书。 全书概述了中国从上古至现代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对重大史事、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地结，并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无论是史学观点还是编纂方法，都有很大的创新，突出体现了吕思勉的大历史观。全书脉络清晰，逻辑性极强，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兴替的需求，更有助于读者对社会变迁的宏观把握。

《中国史纲要(上下)》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教授组织编写，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的。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教授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同志们反复商讨。他再三强调，一定要坚持从历史出发，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把论述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定稿时，他还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主编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历史科学的严肃态度。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力求简要，举其大纲，删其琐节。在不到1000页的篇幅里，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又显示了作者驾驭繁复历史的伟力，整书纲举目张，简繁得当。 《国史大纲》纵论中华传统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之演变发展，兼及中外形势，以求我国家历史之通贯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脉相承之统系，指陈吾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钱穆先生著述本书于抗战期间，在国家危亡中，读书人以笔为戎，以“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为著述之深厚根基，洋洋洒洒近80万言，荡气回肠，以激扬国人之民族精神，因应现实，更作为抗战建国之镜鉴。 九州版《国史大纲》，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的联经一九九八年《钱宾四先生全集》中版本为底本，重排新校，全面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本书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 《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