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化，书生之困，有什么关系。 本书从资料搜集入手，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折射出的1949年前后知识精英与国家之关系，一本国文教科书酝酿的现代文学教材模式，一个小说细节预示的百年中国文学之“赵树理悲剧”，《文艺报》讨论、《文汇报》专栏反映的当代文学转型过程，《学习》杂志事件揭示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作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透露的高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北京大学《红楼》杂志与“文革”后期《朝霞》杂志呈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以及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 70年代初访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杨振宁等人的家国情感……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

本书正文共有六部分：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生活》，介绍傅斯年的成长历程，包括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及其与新潮社、五四运动的关系，这些为他日后学术思想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章，《新历史学派的形成》，介绍傅斯年在伦敦和柏林的学习，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及比较语言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回国后，傅斯年建立了史语所，集中了一批中国学术的精英，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史语所成为傅斯年们的舞台？？；第三章，《走向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者向人们展示了上个世纪史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傅斯年打破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单一体系，形成新的多元文明起源论，代表著作是《夷夏东西说》（1935年），并重新描绘出古代历史的画卷。王先生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及值得商榷之处；第四章，《反内省的道德哲学》，作者结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精辟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矛盾心态，指出傅斯年在反对传统的道德内省哲学时与清代考据派学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思想、方法为参照系和武器，对中国的内省的道德传统进行驳斥。傅斯年集中地对“性”、“命”、“令”、“心”这几个关键概念作了详细的辨证，写成《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第五章《五四精神的重负》，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主义兴起、专制政治下民主与独裁辩论的高涨、以及本位文化的鼓吹，都使五四的个人主义、反传统、倡导纯学术等成为一种负担，并阐述这种转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傅及其同时代人所受的影响；第六章，《中央集权的统治与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傅斯年曾将蒋介石看作最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使他感到失望、不满，因此他对蒋的态度是复杂的。作者指出傅斯年晚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已经渐渐缓解了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张力。此外，另有《引言：傅斯年与1895年后的知识思潮》、《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书前附有傅斯年年表，书后附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傅斯年讽刺顾颉刚推翻中国古代史真实性的方法论的小说片段，另一篇是傅与当时的国民党参谋长陈布雷关于蒋介石的为人的谈话——这两篇短文再次为书的标题作下注释：历史与政治同傅斯年的一生化不开的干戈。

本书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