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内容简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即是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1955年5月19日凌晨，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被人称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文革”中，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一个重要罪状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书稿，连同相关照片、资料和辛勤培育的20多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统统被抄走。更残忍的是，还强迫他亲手点火焚烧。他母亲此时也被赶回农村，整日对着墙壁喊着他的小名——大翔，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而失去自由的他在第二年才被告知母亲的死讯。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年龄太小，惊吓得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重重打击之下，终于一病不起。 还有因为反对拆除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的朱偰；画十二角星被诬画国民党党徽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的初中生何榕森…… 总之，在极端年代中，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本书的中心是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以来的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本书虽以胡适为中心，却对傅斯年、徐志摩、丁玲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政治那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那种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心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甚至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态度，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实际上透视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继《历史的裂缝》之后，中国知识人雷颐的又一部深具影响力的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专栏文字。全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作者一如既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历史与现实。本书尤为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着力填充历史的空白。

本书分为四个版块，“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两辑说的都是旧人旧事，立脚点却在今天，希望能打捞一些历史的残骸，引起注意。1870 年代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全局问题由于全局讨论得以妥善解决；1940 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补选，学术与政治相互博弈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晚清第一代驻外使臣，郭嵩焘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凄凉；胡适晚年以净友自居对国民党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然不被理睬，独自彷徨。 “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两辑收录了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林则徐破坏“夷夏之防”与李鸿章隐瞒疫情的当代启示，“拿伯的葡萄园”中保护私产的法治意识，美国政府镇压“退伍补偿金大军”的历史伤疤，茨威格对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托斯卡尼尼面对法西斯暴政表现出的良知与洞见，卡夫卡的小说对于东方民族遭遇的惊人预见，等等。内容看似庞杂，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 作者平素广泛参与文化讨论，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