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是孤独者，也是众人膜拜的对象。说其孤独，是因其强调要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分割，实行一个普遍的大联合，但时至今日，似乎还不够成功；说其风骚，那是因为他太过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让人难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冲力。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而且超越了学科本身，对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布罗代尔爆冷门，美国历史学领袖之一——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加莱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觉得挺高兴，但也并非全无微词。虽然他承认该书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技巧之间并不平衡。马丁利对布罗代尔对“传统史学”的描述以及布氏对“新（‘势不可挡的法国的’史学”的赞美略微有点恼怒，他发现第三部分（最明显地接近传统的，但对他而言也许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马马虎虎的”。此外，布罗代尔让法国人直面他首选的地域，该意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布罗代尔通过夸张那被推断描绘和强制延伸出来的“潮湿的撒哈拉荒野”，“轻视了”这个“大海本身”。作为费弗尔的门徒，布罗代尔对航运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来人被迫“修正（他的）许多结论”（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们对布罗代尔的杰作回应极少。和他的同事贝林一样，哈佛大学的知识史专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这种否定。他认为该书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费弗尔计划（Bloch-Febvre project），断然拒绝接受它；这本书因为“枝蔓横生没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线索”，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对欧洲史研究没有重大的影响（Hughes，1968：58）。……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近代知识的“非自明性”问题成为国际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联，围绕近代知识的建构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文本比较研究，可谓最受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呼应历史学的这一新趋向，以概念?文本研究为中心，收录了以下四组论文： 第一组题为“概念的空间”，收录的论文分别考察了“东洋”、“亚洲”、“自由”概念的生成和语义转变问题；第二组题为“文本政治学”，收录的论文分别涉及《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的汉译和文本流传问题，以及汉文佛典《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而明清修志局内围绕如何编纂地方志的分歧，则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第三组题为“历史学的田野”，承接第一卷的主旨，收录了诠释“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的论文；第四组题为“方法的尺度”，收录中外学者讨论中国历史叙述问题的理论文章。

《制造路易十四》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行文流畅、插图丰富，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文化领域的上乘之作。 本书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利与艺术的互动关系。透过作者比较文化的精辟观点，读者定能对现今的媒体包装机制有另一番解读与省察。

本书系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的代表作，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本书于 1920年代由何炳松译成中文，何氏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硅”。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本书汇集8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从他们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后现代、文学界的“问题意识”等命题进行阐述，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旨在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独立”途中的变奏、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文字何以成狱等。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本辑《新史学》正是以此为题展开，收录相关海内外学者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