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国学与中国人文》，收录了余英时近年来有关中国人文研究的发展的文章，包括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国学热”社会化的复杂现象的探讨，对中国自有的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梳理，对“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和前景的论述。更收录了长文《天人之际》，通过中西文明“轴心突破”之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问题。这些文章无不体现作者一贯的文化关怀，以探求中国文化特色为旨归，思考中国文化的自我调整、自我转化以及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别号晦庵， 晚号晦翁，又号遁翁、沧州病叟，自称云谷老人。婺源（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福建）之考亭。 此书的初刻本是乾隆十七年白田章堂本，包括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了多种不同版本，主要有乾隆二十四年吴邑禹氏刊本、本库全书本、粤雅堂丛书本，长沙唐氏刊本、吴阊应氏刊本、崇文书局、浙江书局补刊本、武昌书局本以及丛书集成本等。 书后附录有关朱熹的传记资料、师承关系、著作目录及各种题跋等，以供参考。

《中国思想史论》收作者流传甚广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书。《古代》一书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以之贯串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思想的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认为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辨的；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影响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具有重要价值，以及明清时期政教合一传统已开始动摇，等等。《近代》、《现代》两书则通过叙说思潮和人物，或明或暗地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改良优于革命、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等等论点，以及对严复、章太炎、鲁迅、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新儒家等作了具有作者独特风格的分析评论。本书文本曾不断引起强烈反响，至今未绝。

本书收录了十四篇在过去几十年间发表于台湾的中国思想史论文。在开始介绍本书的内容和编选考虑之前，要先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台湾发展的情况稍作说明，以方便读者?解本选集的本质。整体上来说，思想史是台湾历史学很有特色的一个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思想史学者不算多，除了七八十年代一段短暂的时期，确定也并不特别得蓬勃，不过，这个领域长期在台湾历史学界存在而且一直具有活力的事实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了。本书的论文，是编者兼顾多种因素所选收的，并没有事先预定的严格准则，但有两个通盘的考虑值得一提。首先，本书具有类似通史的结构，涵括了战国以下中国思想史的全部，每个重要断代都有文章收入。不过，这些作品贯串起来，并不能构成首尾完整的知识或论述，只能说，每个时代都有值得参考的论文作为代表。其次，编者希望本书能够反映台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

《饮水室文萃:先秦政治思想史》原为1922年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政法于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课的内容，经整理出版。这部著作是梁启超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代表作，亦体现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观和政治思想史。 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启超先生许多论着之一。梁氏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根原为先秦哲学思想的背景﹐然后从先秦诸子中提出儒、道、墨、法四家﹐以为先秦诸子的菁华尽在于此。也因此虽然以政治思想为书名﹐内容上则如梁氏 所说﹐政治思想仍然以哲学思想为根基。如果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的﹐则言政治思想便不能忽略人﹐于是人的特征和行为便不能略而不谈﹐尤其是人的精神活动和成绩﹐更要时时顾及﹐其它和人有连带关系的诸多问题﹐自然也包 容在内。梁氏对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精辟的见解。此书有助于读者对上述四家的了解﹐兼可领悟研究哲学和史学的方法与态度。 当时的政治思想，真算得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 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在任何部分所莫能逮。 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短长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