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 延安知識份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 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內心世界 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 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關於沈崇事件的一些歷史材料 後記

《教授当年》是1998年出版的一本旧作，主要是一些关于中国旧大学里教授的文史札记。当时我正做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阅读史料中偶然看到一些与当下生活有关的史料，也就随手记下来，有时不免发一点感想，渐渐也写成了一些短文。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作者努力从问题出发，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具有独特风格，曾在相关专业领域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西南联大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展源地的北大。 　　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兴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放堡垒”之誉的渐大。 　　张析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也周恩来的南开。 　　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 　　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楞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了解真实的历史，探索末知的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 对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先生的话，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 戴着“需要的眼镜”解读20世纪的中国，只能是陈旧的传说；怀着问题意识反思，给我带业强烈的震撼。 历史是不能回避的，学术是需要刷新的，思想是应不断反思的。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只能窥见其中的一隅。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必定有知识分子在充当着灵魂和思想库。优秀的学者，必定和优秀的作家、报人一起，经常发出代表社会良知的声音，抵抗着腐败和堕落。他们的思考和声音，不只是着眼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着眼于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幸福，针对短视能够提出远见，针对狂热能够倡导理性。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为受污辱与损害的人们说话，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匡扶正义而不懈努力。当某些官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呐喊；当一般人群的利益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一般人群声辩。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有权力资本化现象，有社会不公的现象，但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有些人对此麻木不仁，甚至显得趋炎附势。一些尚能洁身自好的学者，在专业领域尚能严肃认真，对公共事务却无可奈何，望而生畏或望而生厌，于是掉头而去，躲进书斋了事。少数人不甘沉默，但也缺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这样，在整个社会舆论当中，良知的空白和缺位有时居然成了常态。 改变学者整体上失职的状态固然需要外部环境，但学界自身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余地。还应当从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做起，同时向公共领域的尽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