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乾隆十三年》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乾隆十三年》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乾隆十三年》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它为大家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

《中国古代史(新版)(下)》主要内容有：五代宋辽夏金时期各族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得心的南移、元朝的大一统、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等。

易中天剖析帝国的自杀之路：“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至，机会全无。” 《帝国的终结》（2014增订版）是易中天教授最看重的作品。本书以辛辣幽默的笔调，生动详实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背后的政界博弈、权力角逐，抽丝剥茧、入木三分。读者可以从既严谨又恣意的文字中，感受易中天教授的学者魅力，习得来自古人的智慧和谋略。 “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 大秦帝国诞生，中国进入权力社会。 大清王朝倒下，帝国制度退出舞台。 帝国看似强悍，实则脆弱。 它既会因内忧外患而灭亡，也会因繁荣富强而腐朽。 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命运。 两千一百三十二年间，这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是怎样导致了帝国的终结？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樊树志

20世纪初，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出了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