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1．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2．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儒教与道教》内容简介：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由于《儒教与道教》的研究而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对世界各主要文化的经济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并将它们与西欧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同时从“物质”和“观念”因素方面论述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原因。《儒教与道教》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必引的名著之一。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内容简介：这一套《韦伯作品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中精选出来的十余种韦伯论著组成，即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我细审本丛书的书目和编译计划，发现其中有三点特色，值得介绍给读者： 第一，选目的周详。韦伯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系列，即《宗教社会学论集》，包括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古犹太教》、《印度的宗教》和《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其“度论与社会学”系列不仅包括《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济与社会”《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也包括《学术与政治》等。

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派别都把官僚制作为其谴责的对象。然而，它却以惊人的生存能力证明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个泰坦在现代行政制度中投下它巨大身影，但是对其进行准确的理论描述却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而这恰恰是现代政治理论专家毕瑟姆试图在这部著作中要做到的。 在这部作品中，毕瑟姆的目的是试图从各个角度给官僚制一个全面的定义，并建立对其的系统的认识方式，从而最终构筑起完备的官僚制理论。这项困难的研究工作是要在对官僚制混乱的形态和繁复的权力运作模式的细致考查，以及对于先行存在的却又相互对峙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观点和范式的探讨的基础上实现的。从某种程度看，作者已经很接近成功了。借助于韦伯和马克思的成就，毕瑟姆比较清晰地描述了西方官僚制的模式，以及它的权力运作流程、它的政治理论关联，等等。对于我们理解官僚制，乃至理解现代社会科学，都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对 完善中国公共行政管理的组织模式也是有启发价值的。 就西方知识界的角度而言，本书的理论观点是比较客观持中的。但是，仍然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书中，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模式缺乏了解，把其同西方的文官官僚制度等量齐观，在同一个尺度下进行分析和讨论，忽视了行政制度的社会文化依托的差异性。并进而得出错误的分析结论。同时，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也不是很准确，这都导致了定义和结论的偏差。此外，在作品中，作者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看作是向官僚制度的退化过程，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这一切，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留清醒的态度和正确的判断标准，合理地进行取舍。

《古犹太教》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研究古犹太教都是从宗教学的角度，以文献考证来看待古犹太民族与现代基督教的关系，而韦伯则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把古犹太教放在西方和近东整个文化发展交汇点上审视这一宗教历史的内在理路，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对立宗教文明盘根错节的难解因由。

Can politics be studied scientifically, and if so, how? Assuming it is impossible to justify values by human reason alone, social science has come to consider an unreflective relativism the only viable basis, not only for its own operations, but for liberal societies more generally. Alth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 sixties has made social scientists more sensitive to the importance of values, it has not led to a fundamental reexamination of value relativism, which remains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Almost three decades after Leo Strauss's death, Nasser Behnegar offers the first sustained exposition of what Strauss was best known for: his rad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and particularly of political science. Behnegar's impressive book argues that Strauss was not against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but he did reject the idea that it could be built upon political science's unexamined assump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Max Weber was, for Strauss, the most profound exponent of values relativism in social science, and Behnegar's explication artfully illuminates Strauss's critique of Weber's belief in the ultimate insolubility of all value conflicts. Strauss's polemic agains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was meant to make clea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claim of value-free premises and its commitment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As Behnegar ultimately shows, values--the ethical component lacking in a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are essential to Strauss's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a genuinely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