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地理论丛》(第2版)汇集考论古代历史地理的20余篇文章。作者以通儒精神将地名学、史学、政治经济、人文及民族学融会一体，辨析异地同名的历史现象，探究古代部族迁徙之迹，进而说明中国历史上各地经济、政治、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

本书初版于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重印一次，重印时对内容并未作任何修改，只是改正了一些错字。自初版问世以来的十年里，本书不仅是不少高校“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程的基本教材，还成了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所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中国历史地理一门概论性质的课程，本教材还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所以当我在每次课程结束时，总要求同学对本教材提出意见，希望有机会能作些修订工作。多年来同学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太少，而这正是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二是所附地图太少，特别是自然和疆域部分，没有地图光看文字，弄不明白，而同学们又没有条件去查阅许多地图。这些意见我总是铭记在心，希望有机会修订的话，一定尽量设法改进。 这次修订大体上作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可能吸收这十年里历史地理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使教材的内容不至于太陈旧；二是对历史人文地理部分作了较大的补充，特别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增加了不少内容；三是增补了二十多幅地图。

《长水集(套装全3册)》由《长水集》上、下两册以及续编合成。上册收有作者1949年前写的文章36篇，内容主要是对古籍中地理沿革的考证，对几种地理史籍的校补、评校，对古代若干少数民族的论述和考证，对近代几种关于历史地理的史籍和工具书的评述，以及作者与师长、友人的通信等。下册收有1949年后写的论文31篇，探讨了东汉黄河安流局面出现的原因、西汉以前黄河下游的河道、渤海湾西岸的海侵、上海地区成陆年代以及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等问题，并对古代制图学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续编则是作者的学术心得，虽非刻意系统，却篇篇有独到识解。《长水集(套装全3册)》使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本。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0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旧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畿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者完成这部著作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历史的由衷热爱。古今士子对于议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正如李贺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曾听过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历史的地理环境》一课，老师纵论古今形势之演进，屡出妙语灼见，满堂学子为之倾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毕业任教以后，有幸分配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接受宁可先生的专业指导，后又在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获益良多。先生曾推荐阅读英国学者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立和南北对峙局面来研究军事枢纽问题。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我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拟为《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遂奠定了探讨此项课题的决心。由于《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一题目所包含的内容过于浩繁，夏商以来至明清垂垂四千余年，所涉及的军事重镇不可胜数，以个人渺渺之身来对它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另外，现代学者亦对于历代兵家要地多有论述，如何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取得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在动手写作之前曾对这项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切入角度做了一番详细的思索，特向读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