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 中国文明起源相对较晚 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 中国文明得益于外来影响甚多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 第三章 绘画与书法 古代期 中期：成熟期 近代：个性化发展时期 结论 第四章 音乐 一、中国音阶 二、旋律、和声、节奏 三、乐器 四、音调 五、音乐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六、中国音乐的未来 第五章 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 一、先秦首都的规划 二、自汉至唐（前206～907） 三、辽（1066[907]～ll25）、金（112～1234）、元（1280[1206]～1368）统治时期的北京 四、明（1368～1662[1644]）、清（1662[1616]～1911）时期的建筑 第六章 戏剧 第七章 文艺复兴 第八章 科学之引进中国及其发展 第九章 古生物学 第十章 中国地质学 区域调查与绘制地质图 地层 造山运动、火山与深层火成活动 矿产资源研究 地文学与地理学 地震学 与地质学相关的一些新兴事业 第十一章 考古学 历史背景 中间过渡阶段 近期的研究工作 展望未来 第十二章 生物科学 生物学实验室及研究所的发展 近年来的活动 研究机遇 展望未来 第十三章 中国教育 1928年之前的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管制下的教育 未来20年教育计划 第十四章 农业 第十五章 工业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劳工 第十六章 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 第十七章 社会变迁 一、引言 二、物质条件 三、社会结构 四、思想与理想 第十八章 结论 书摘插图 第一章 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 儒家对传说不加批判地接受，狂热地相信封建主义和半公有制的土地所有制所代表的黄金时代，其中国历史观之不真实，就像婆罗门所持的印度历史观未被科学的考古学推翻以前一样。上世纪（19世纪）中期，西方外交官及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发现儒家的中国历史难以接受，原因在于，这些人士来到东方之时，欧洲的对外扩张已经强劲地开始，他们醉心于其家乡欧洲工业革命的果实，他们从中国人自己所阐释的退化的中国观念中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了合法性，找到了他们的“进步”文明令人意满志得的证明。这样，在西方就出现了一个影响广泛的传统，认为中国文明远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达到巅峰，从此以后便不断退化，至少是停滞不前。此外，中国人对商人和传教士的强烈抵抗又给西方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极其保守，从来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毫无疑问，现代汉学家们更世故一些，因为历史学在其本土已经有了不同的标准，但是旧的标准很难消亡，直至今日，在许多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文明不过是另外一个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只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中国文明特别垂而不死而已。甚至连博学的格兰内教授也把其论古代中国的书命名为《中国文明史》，无意识地暗示他的大作所涉及的范围，即公元前87年前，就是中国文明史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历史真相远非如此。现代考古学业已证明，中国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有一新石器晚期的存在。在河南北部安阳的考古发掘已证明，殷朝或商朝的文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同期的文化。对经典的考据及对于现在可以看到的古文，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使我们能够确定儒家传统的真实性，并建立起一个有关这些传统的起源的编年对照二一切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古典中国文明成长缓慢，但却一直持续不断，在以后的朝代里，尽管有内战及外敌入侵，它却始终没有停止：我们把同样的批评方法用之于研究历史资料，就很容易探明从中古到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探明每个时期的政治社会组织及心理状况和物质成就特点如何=我们更不应认为中国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更保守，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的4000年中，只要与外来文化有足够的接触，而所接触的文化又有某种值得学习的东西，中国文明就会不断受到影响：只不过如此吸收而来的文化汉化如此彻底，一般粗浅的研究常常不易弄清其真正的来源=有鉴于此，本文对近期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总结，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中国文明起源相对较晚 首先，中国文明的起源远比想象的要晚我们现在业已知道，大多数传说中的皇帝最早都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中：因此，我们只需对三代做一研究即可。不过，《书经》中有关夏朝的两章中的“可靠”部分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②，就连《书经》和《诗经》中有关商朝的章节也被最优秀的中国学者认为是宋国即公元前770年以后的东西。④不过，河南北部安阳所发现的甲骨文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商朝的可靠资料，已有的证据显示，《史记》中所列商朝诸王大体是正确的。①由于该书还提供了一份类似的有关夏朝诸王的名单，因此，很可能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是另有意义。事实上，我们不必怀疑夏朝是否存在，原因在于，秦帝国形成以前“夏”这个字眼常用来泛指中国人，就像“汉”在以后的朝代中被广泛用于指称中国人一样。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一朝代一无所知。 下述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在近一千二百年以来所发现的数千件古青铜器之中，没有一件可以确定是夏朝的。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在中国似乎找不到更古老的先祖。同样有证据表明，战车用于作战也始于商朝。②甲骨文的古朴以及安阳文化遗存中幸存下来的多色陶器③与安得逊在河南、甘肃、沈阳等地所发现的仰韶青铜器一石器文化极为相似④。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商，而商之前的朝代仍处于青铜器一石器时代，即仰韶时代。如果这些结论与事实相距不远的话，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不会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一时间大约比闪族或埃及晚2000年。 《禹贡》、《管子》、《孟子》、《左传》中都提到了铁。但是，由于上述前两书的时代没有确定，因此，我们只能从后两书中寻找证据。《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13年，秦国的两名官员征取了480斤铁，用以铸鼎，以在其上刻写刑律。就铁而言，480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数量，而不仅提到使用的材料还要提到征收的具体数量，这一事实表明，当时铁还是非常稀有的。孟子提到铁器被用于耕种。也许铁制武器也在同一时间流行开来，但青铜器一直延续到汉代：据此，我们可以把铁器引入中国的时代确定为公元前6世纪，这一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铁器时代的开端要迟数百年，比印度铁器时代的开端可能晚了上千年。 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 很清楚，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实际上中国文明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如此。三代的皇帝都是即祭即政，同时担任着垄断一切政治职务的统治部落的酋长。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封建诸侯国被逐渐转化为军事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那些与诸侯王不属同一宗族的贵族手中。到此时为止，王权已经变得远没有以往那么神圣，公元前221年，当第一个帝国秦朝建立时，皇帝仍兼有祭司之职，不过，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根本改变，原有的封建贵族随着战国一起消亡了。汉朝皇室的平民出身使之更加强调其世俗性，但终汉一代，宗教与政治继续密切联系在一起。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末北方蛮族的占领以及佛教日益扩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助长了皇位的世俗化，结果，从唐朝开始，尽管皇帝仍然是“天子”，但其性质已经与原来意义上的“天子”有天壤之别。 土地占有、政府官员的选拔、军队的组织等，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公元前359年前，秦国把僵化的半公有制的土地耕种制度改为土地个人私有。在此之前，农民是其封建君主的农奴。随着第一个帝国的建成，尽管不断有人尝试“均田”，土地私有制度继续维持，但农民仍然要服劳役和兵役，而土地仍然是国家的财产，至少从名义上说是如此。土地私有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唐朝初期。公元623[624]①年，颁布新税制，免除每年20天的徭役，改征丝。公元722年建立募兵制，民众不再服兵役，劳役也差不多解除。②土地耕种者由农奴逐渐转化为公民，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一转变，中国文明才没有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奴隶只限于家内服务，而且到19世纪时已逐渐消失。 政府官员的选拔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公元前7世纪之前，官位是世袭的，由国王或封建诸侯王的同族成员垄断。后来，一些诸侯国的君主开始从家庭之外选拔人才担任其顾问，不过，此时选拔的对象仍限于贵族。即使到了战国时期，国家任人唯才，但成功者总是那些贵族们的年轻后裔，因为教育当时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时，阶级差别已不甚明显，但是，中央集权程度如此之高，所有官员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及其大臣，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后裔。汉朝起自布衣，故向所有阶层开放官职。公元前136年，颁布了选拔官员的举荐考试制度。但是，除了招考博士生员之外，很少举行考试，终汉一代，官员的任命通常不取决于任何正式的考试，而是由上级官员举荐，这些上级官员同时也被授权为自己选拔助手与职员，被举荐的对象常常就出在这些人中间。 在此后的朝代中，官员选拔制度更加向金钱资助和舞弊行为敞开了大门，中央向各地区派遣永久性的钦差大员，完全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各地官员划分为九品。据说，他们总是把名门望族的后裔排在上品，把平民的子孙排在末品。直到唐朝时，考试制度才成为选拔官员必不可少的一关，并向所有阶层开放，毫无偏向。但即使此时，尽管高级官职保留给那些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的人，未经考试者也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进入官员队伍，即先做小吏，逐渐提升。 9世纪以后，半独立的军事首长在各自所辖区域垄断着政治权力，自然要任命民政官员：在任何情况下，考试制度不适用于军事官员的任命。宋朝实行考试制度，不过，录取名额大大增加，考试程序也更加严格，所有公务员都要经过考试选拔。明朝时，军官的选拔也实行类似的考试。这样，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经过了差不多1200年的时间。①

本书所注重的，一为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一为史迹的因果及征此的相互影响，以求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 　　本书据著者1927年修订本校订重印，原书分上下册，今合为一册。由于复制的困难，略去了原书中既不尽清晰也不尽准确的插图和地图。时间过去了七十余年，这部出自这样一位独特人物有着独特风格的书，无疑仍然是值得我们重温的——尽管同样无疑的是它已不可能完全适合我们今天的需要。

《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西洋史》章目的长短，在原版中太不一致了，所以现在一律重新排过。这事初看上去，似乎仅是一个属于机械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却大大不然。因为一书的章节是各有各的意义，各有各的个性的；我们决不能为求整齐的缘故，去把史迹的个性牺牲，或把史流的衔续截断。所以在将《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西洋史》的章目重排之前，曾将其中史迹的价值重新估过，并曾以一个更为适当的解释，给予那些史迹间的相互关系。这件工作在中古史中尤为明显。

以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与任氏家族亲人之间的往来书信为线索,通过对这些信件的解读来反映他们的传奇的人生故事.较系统地叙述了任鸿隽在思想上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的转变历程.

作为此书主体部分的陈的早年自传，从她出生开始写起，写到她考中官费留美学生，1914年8月15日离开上海为止。着力叙述了她怎样从一个官宦之家的大小姐，走出家门，独自求学独自谋生，并考中第一批留美女生的“造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