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Laura Hostetler shows how Qing China (1636-1911) used cartography and ethnography to pursue its imperial ambitions. She argues that far from being on the periphery of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Qing China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helped shape the new emphasis on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transforming Europe--and its colonial empires--at the time. Although mapping in China is almost as old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elf, the Qing insistence on accurate, to-scale maps of their territory was a new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administering a vast and growing empire. Likewise, direct observ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Qing ethnographic writings, such as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known as "Miao albums" (from which twenty color paintings are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These were intended to educate Qing officials about various non-Han peoples so that they could govern these groups more effectively.Hostetler's groundbreaking account will interest anyon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colonialism.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于1930年，是现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创立八十周年来，秉承傅斯年先生建所时确立的学术风格和人文精神，人才辈出，学术鼎盛，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其连续八十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反映了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文字、文籍考订等各个方面卓著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影响重大。

「但問旗民」，意思即為「不分滿漢，但問旗民」。 清代統治者常刻意避諱滿、漢問題，故有「滿漢一家」、「不分滿漢」的用語；加上「漢化政策」的實施，在當時社會似乎看不到滿、漢的明顯差異。但實際上，清代統治旗人、漢人是不同的，因此本書討論清代統治下的旗人與漢人、法律對待族群與性別上的差異，可從滿漢的行政組織、族群與性別等三方面，來比較兩者之不同。 本書分為上下篇。上篇：探討旗人皇族婦女的家庭地位、內務府旗婦的法律地位、旗人婦女的財產權、旗人的家庭糾紛、內務府官莊的情形等；下篇則從漢人的命案、婦女拐逃案件、犯姦案件等，來了解漢人社會在清代統治下的真實生活面貌。

予龆龄未学，咿呀学语，略识之无。十龄始就学，开蒙师即令诵《论》、《孟》，亦不加讲解，“学而时习之”云云，莫知所云。稍长，先从唐子玉师读，一年半内，默写《诗经》与《左氏传》一过。唐师虽稍加讲解，亦不尽如人意。后从夏凤喈师(中举县拔贡)读，授《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淆川，任土作贡”云云，摇头晃脑，津津乐道，予听之茫然。年十四，里中宿儒席梦禅(业)师主讲应滨学社，予往受教。先诵《礼记·檀弓·曲礼·学记》诸篇，每讲一篇从主题分析，必文从字顺，令学子听懂为止。另授古文数十篇，以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中之选文必以经世致用为主，远胜于姚鼐所纂《古文辞类纂》之选文偏重于辞章也。 是年冬，随席师之五子鲁思(启酮，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及其七、八、十诸弟(启骞、启骘、启骥)离乡背井，远赴长沙，考入雅礼中学，六年毕业。1934年夏，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继升入研究生院历史学部，前后亦共六年。六年间得侍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顾颉刚(以字行)、张孟劬(尔田)诸大师门下，稍稍窥为文、治学、事功、经世及其为人、交友、尊师、重道之门径。卒业后即留本校历史系任助教，并开清史与明史两课。时值日、美不宣而战，燕大被迫封闭遣散。再越年，予从京津南下，间关遄返湘南老家省母(先父已早捐馆)，抵蓉，旅赀告罄，暂留成都燕大(复校于北平燕大被封之第二年)，任历史系讲师兼秘书。同时，一代大师陈寅恪教授亦来我校任教，得侍左右，时获教诲。三年间，遍诵《前四史》，撰就《三国志裴注考证》一文，约四五万字，刊于1945年在成都五大学合办由我师闻宥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5卷。与后来1948年予留学美国两年返国前，撰写一篇由洪煨莲师出题为《游仙窟著者考》(英文)，经洪师审定润饰，并于同年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第十一卷第1、2合期上。这是予继《三国志裴注考证》后，写的第二篇与清史无关的文章。从此以后，予立志专攻清史，非与清史有关诸题，宁搁笔不写，惟此二文为例外耳。 清史论题方面，予最先发表的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均刊于《燕京学报》第46、48两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发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先生所撰的《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实》的观点，予所撰写的文章总算史料充实，论点明确，颇引起学界注目和好评。此文之撰成，亦适值予与内子涂荫松女士结缡成家之初。出乎予意料之外的是当时寓美洪煨莲师因得阅予所撰的《夺嫡》一文，即写信与予，有云：“读《清世宗夺嫡考实》，为之拍案叫好!……吾弟办公(编纂引得)、为学均有进步，深慰远念。想新家内助之美，可俾吾弟专心学术事也”。洪师正指出了予婚后内子之以努力向学相勖也。 不特此也，建国初全国院系调整，予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又转入历史系民族史专业，以迄于今。而内子为了儿女三人的教育问题，本人宁愿仍留北大校医院担任护士工作，旋调任内科大夫，并兼任简易门诊部主任者二三十载，而不随予迁居民院，让予一人每周首末两日骑自行车往返于白石桥路两校之间，竟长达三十二年之久。尤为难得者，予于1957年夏被错划“右派”后，内子一如既往，承担精神压力，并精心抚育子女。十年浩劫中，内子体质素弱，亦仍被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两年。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在污泥浊水中挣扎，患得高血压与哮喘病，体力为之大减。内子不得不在北大一再挽留的情况之下，于1975年58岁时提前请求退休。予是时适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整理和标点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后又一人独立校勘近五百万字的《清史列传》。予早出晚归，实无暇照顾内子也。八年后，全家迁入民院新建的教授楼，一厅三住室，阳光充足。内子日以书报自遣，两年间哮喘病康复，高血压亦基本得到控制，十五年间，饮食起居一仍旧贯，全家安康，怡如也。 予之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承蒙学界不弃，于1957年交人民出版社，经编辑部主任朱南铣同志审订，同意准予出版。适值“大鸣大放”，予已内定被错划为“右派”，很难有望出书了。万幸的是，按当时北京市委规定，凡正教授级被划为“右派”的，必先得市委批准下达后才算正式的“右派”。在予之“右派”待批准之时，予之《杂考》得以出版问世，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杂考》于1963年9月又承中华书局再版过一次。据友人邓嗣禹教授相告，香港、台湾等地亦均翻版过至少一次。 自是厥后，由于予被错划为“右派”直至彻底被平反以前的二十年间，予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除为公家抄录书报，搜集文件，一般休息时间靠无目的地乱翻书打发日子。自己也曾内心自忖过：此生此世，这一辈子永无再写文章发表之一日了。用当日流行的话说，只好“夹着尾巴做人”，了此残生吧。谁又知道，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宣布从50年代中期起，直到“十年浩劫”期间，绝大部分群众被扩大化、错划了的“右派”一律予以平反。予之“右派”帽子被彻底摘掉了，从此予又可以加倍努力，笔耕不辍，而且予私自立志，争取每年多写一两篇，来补偿予过去失去二十年未写文章的损失。记得1978年刚平反半年内，予即写了两篇：一为《清代旗地性质初探》(刊于《文史》第4期，中华书局主编)，约15千字；另一为《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先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上，后刊于天津南开大学主编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约20千字。此文发表后不久，即由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满文讲座教授斯达理博士译成德文，并与他自己撰写的《锡伯族史稿》合编成一部《锡伯族史专号》，公开出版了。 稍后，予又陆续发表了《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与《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以及《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三文。最后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文于第二年被译成英文，登于英文版的同名刊物上。差不多稍后几年内，予又续撰《清圣祖遗诏考辨》与《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及《年羹尧西征问题》三文。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予相继出版了两部结集《清史新考》(沈 阳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与《清史续考》(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93年3月)。两部结集中的一些文章正是对予早期发表的第一部结集中雍正篡位问题的修订和再探讨。 90年代末期，又承蒙学界不我见弃，亦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家近20名同时出版了一本《王锺翰学述》(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同年5月，本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也让予出版了一本《王锤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作为本大学学术文库之一种。前年冬间，同学诸子怂恿予再出一部结集，年迈如予，已感文思枯涩，力不从心，每有习作，至一万字即需耗时半载以上，偶亦得同学诸子之助。一般把管仰屋，不过四五千字，短者一千字即打止。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常江同志闻讯约稿，定于年内出书。幸得陈小强、乔天碧、邸永君、江桥、赵令志诸同学大力相助，竞于2001年2月出版，书名《清史馀考》，尤获老友元白(启功)兄为予题签，感荷莫铭。《馀考》字数与前三考约略相同，所不同者，每篇字数平均在一二万字左右，适足以说明个人精力大不如前，为怅怅耳。 顷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崔文印同志函嘱撰写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字数不拘，已刊的和未刊的文章均可收入。学界谁都知道，中华书局是驰誉海内外的出版中国古籍最高层次的出版社，即使著者自动出赀将自己撰写的著作交其出版，如著作的质量水平达不到要求，也是不予考虑出版的。予何人斯，年迈郊叟，皓发豁齿，谫陋寡闻，素不善为文，几十年来虽偶不乏短什浅简之作，亦不过滥竽充数，得附于诸贤鸿文骥尾之末，何足与于著作之林乎? 然予自不敢重违书局领导与崔君之雅命!爰将几十年来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长篇短什，将近二百篇，三百余万字，汇为一集，略加区分，列为五目：一为清前期，二为康乾时期，三为清晚期，四为其他(明以前)，五为附录。五目中自以康乾时期的论文为大宗，清前期次之，清晚期又次之，附录则略附自述之什而已。而此项搜集工作繁难，承蒙同学诸子定宜庄、朱宪、姚念慈、达力扎布、刘小萌、赵令志、李德龙、江桥、邸永君、彭陟焱等大力代为遍找散见于各种刊物上刊有予所撰写的大小长短之什，可谓煞费苦心，不胜感荷屏营之情。 回忆60年来，我相继出版了四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为先师邓文如(之诚)教授所题，自后三部《新考》、《续考》、《馀考》均为驰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元白(启功)老教授题签。顷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又为我出版一部《王锺翰清史论集》全集，辽宁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第五部结集——《清史补考》，复承元白老兄之令弟启骧教授为我题签，时贤誉之为“当代双璧”云。 本《清史论集》所收予几十年来已刊、未刊之论文，虽不敢云有所创获或突破，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足与当代方家学者相抗衡；然其中偶亦不乏一得之愚，或俾供参考借鉴亦未可知。然予固敝帚自珍，尤不忍以鸡肋而弃之耳。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总结和集在成者，便是清朝的文官制度。本书从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层面对清朝文官制度的特点、体系、原则与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与研究；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进步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