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 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京控”，即上京城告状，这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发展成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则是在清朝。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书即以此为中心，展开研究。作者首先回顾了历代“告御状”，即“叩阍”制度的渊源和变化，然后重点梳理了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它的审理机构，诉讼程序和运作。探讨了京控盛行的原因，州县司法的弊端与京控盛行的关系，地方上的生监、讼师与京控者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京控中的不同待遇，等等，对京控制度作了全面详细的研究。作者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她还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的京控个案，使我们对京控的实际情况和效果也得到较为实事求是的印象。本书后还附有清代历朝京控案件的统计表、征引书目等，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帮助。

本书以不同领域内的开创性著作或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时间为序，分八个专题进行论述，即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民众史、全球背景下的经济史、以原始档案为主要材料的新官方史和精英史、注重社会史内容的新法律史、新视角下的清代城市史、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国际帝国竞争中的清代外交与边疆史、妇女史研究。作者认为新清史在推进中国重估清代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产生致命伤害。

In this landmark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 Pamela Kyle Crossley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a large, early modern empire of Eurasia, the Qing (1636-1912), incorporated neighboring, but disparate, political traditions into a new style of emperorship. Draw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primary sources, including Manchu, Korean, and Chinese archival materials, Crossley argues that distortions introduced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blinded scholars to the actual course of even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ynasty. T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ingly abstract ideology of the centralizing emperorship of the Q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cepts of identit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fore the advent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Concluding with a broad-ranging postscrip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her research for stud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throughou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Translucent Mirror combines a readable narrative with a sophisticated, revisionary look at China's history. Crossley's book will alter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Qing emperorship,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s of ethnicity, and the legacy of Qing rule for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