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奏稿案是指在乾隆第一次南巡后，在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间追查流传全国各地的伪冒孙嘉淦奏稿的一场政治案件。这个案件耗时近两年，朝廷自上而下的追查力度极大，大部分省都卷入其中，涉案范围广，人数众多，犹如一场政治运动，横扫全国。首先是假冒孙嘉淦奏稿的流传由来已久，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上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先是借孙嘉淦之名批评朝中权要，主要针对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乾隆十五年以后，把批评南巡、张广泗被冤杀的内容加进去，而且还伪冒乾隆的朱批，其内容已经直接指向乾隆帝本人的诸多施政措施。所以，伪稿是一个成于众手、传于众口的传说。其次“伪稿”传播时间长，至少有十四五年的时间。“伪稿”的传抄、传播人员大都是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伪稿案的追查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督促各地督抚严厉办案，并处理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同时，它也让乾隆帝深刻感受到民间所蕴藏的对朝廷统治极为不满的思想，进而以严厉手段对付伪稿传播者。

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围绕中日两国地位发生变化、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发生逆转之开端展开一系列考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回溯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考察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对于中日关系的认 识的变化和尝试联合的努力；《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进一步分析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就开始占据东亚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日本“东学”，是如何深入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透过梳理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重新审视两次战争之间中日之间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稳定期；此外，作者还分别以梁启超、戴季陶、孙中山等个案为例，分析了戊戌辛亥之间，在国际格局和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日态度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日本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篇则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了近代中日研究的相关史料及研究方法。 作者力求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提升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以改变目前相关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所处的不利地位。所选各题，均尽可能跳出近现代的界域，不受分科专门的局限，将各方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由不同视角四面看山，从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考察具体问题的走向及变动。注意中日双方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并注意在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深层次揭示双方从交流走向对抗的渊源流变。

中国地方官吏的政治生涯缩影 改编自清代研究珍贵史料《道咸宦海见闻录》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真实官场日记 实录政以贿成的腐败制度、寡廉鲜耻的官场宵小、内忧外患的政治变局 一代名相、死磕派、大老虎、官痞、纨绔子弟、将帅兵勇、番邦夷人……一部官场生态白描本 从“读圣贤书，初心不负”到“用黄老术，唾面自干” 写尽一位仕途坎坷、洁身自律、敬业务实的地方官员在统治体系中的尴尬与悲凉 原著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原著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译著者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是为《我在大清官场三十年》。作品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死于光绪四年（1878年）。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同治四年（1865年）被劾革职，告别宦海生涯。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1861，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 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 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任务，栩栩如生。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