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编辑推荐：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本书并非全面系统论述唐代景教，而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误区，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对景教士在唐代中国努力传教的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业绩，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最后的失败，应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进行分析，作者把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失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唐朝宗教政策的变化。 本书作者对学界经常使用的传统景教资料，重新考察，重新解读，特别加以辩伪求真。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的，作者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这点，还利用近年发现的中亚古代语言、艺术、宗教方面的新史料，探讨诸如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鄂尔多斯出现的景教十字架等问题，是作者又一部探讨古代和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力作。

张星烺先生（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其尊翁相文蔚西先生为清季民初史地学名家。先生幼承家学，早读经史。及长，先后留学于美、德（1906—1912），治化学，暇时好读关于中西交通之著作。回国后，即从事化学工作，而以余力治史学。如1919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国史编篡处特别篡辑员，并被派往日本调查民国史料。1926年，先生应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从此专以史学为业。翌年，先生应辅仁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48年因病停止工作，前后凡二十一年。书中除改正排印中研究的基本参考书，所以现将它再重印。书中除改正排印中的错字外，还恢复了1977年版中被删去原书中的朱希祖序、自序和前编《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汉武帝以前的中外交通）。全书分为四册为版，凡是摘引的资料用大字，编注者的文字用小字，以资区别。原书出版不久，冯承钧先生曾有《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对书中一些材料和考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星烺先生亦有《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并现摘附于全书之后，以供参阅。

六世纪中叶，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部落摆脱了柔然的统治之后，开始强大起来，旋即征服邻近各部及西域诸国，在中亚腹地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至六世纪末，则分裂成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国势强盛之时，东至阿尔泰山，西至里海，介于欧亚大陆上东、西、南三大文明区的中间，因此，除与唐朝接触之外，还与中亚诸游牧部落、东罗马、波斯以及印度各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关系。有鉴于此，汉文及西文古籍中都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