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
和凤鸣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作者和作者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他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荒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作者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作者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作者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作者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作者的大半生里,作者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作者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作者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作者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