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德国精神革命观念引到英国的重要传播者 19世纪思想最开放最敏感的一代人的良心和代言人 为后代而活着的先知，中国文化的一个知音—— 去问一个世纪以后是否还有人去读卡莱尔的著作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这些著作是作为最崇高的殉葬物连同殉道者一并焚毁了，那么它们就如同一棵被伐倒的老橡树，它所播下的种子早已茂密成林。这一代几乎没有一颗高贵而活跃的心灵不曾受过卡莱尔的陶冶，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卡莱尔，在最近的十到二十年里，英国所有的作品都只能是大同小异。 ——（英）乔治•艾略特于1855年 卡莱尔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家，但他的社会批评极富成果地刻画了由于工业化的成就及其相应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道德与实践、奇迹与恐怖之间的巨大的多方面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19世纪的任何一个社会批评家都无法与之相比。

本书是一部演讲集，它表现了作者三方面的特质。第一，酷爱真理，无论他的判断是对是错，甚至对他最无同情心的人也会清楚地看到，这种判断是一位最忠诚的人以最热情的态度说出的。从头到尾，他不懈地对各式各样的虚伪和固习展开战斗，对公式展开战斗。第二，他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有着无限的同情心。"他唯一的奢侈就是行善。"他毫不吝惜地布施，通常是不道出姓名。第三，他对宗教虔诚的感情。卡莱尔信仰的不是基督教；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或信条都不足以赢得他的信仰，顶多只能赢得容忍而已。但他对那个看不见的精神宇宙的真实却有极深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他认为那个宇宙是无限的，永恒的，神秘的，但能到处亲切地与人的世界发生接触。

本书以“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的形式奉献给世人。对那古怪的书名简单的解释是：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名裁缝就是托马斯・卡莱尔。正是为了那个“可悲的时代”的人，卡莱尔写下了这部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既不是哲学论著，也不是自传，又不是小说，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这三者的结合。

卡莱尔和爱默生各自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都在思想和文学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1834年起，这两位远隔大西洋的杰出人物之间开始了一段长久而稳固的友谊，记录并成就他们长达三十余年精神对话的，即本书所收录的这百余封珍贵书信。

本书以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作家人格对其创作的影响为主线，对欧洲文学从古希腊至18世纪末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独到的评述和探讨，既有总括性考察，又有个案分析。它并不旨在对每一个文学现象、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是说出了卡莱尔本人对各种文学问题，对诸位文学大师的独特感悟和感受。本书更为关注文学产生的原因、文学的发展历程及意义。作者知识面宽，文、史、哲无不涉猎，演讲中新见迭出，智慧的火花不时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