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社会人类学入门书，讲述了社会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文化变迁问题等。

这是一本言简意赅的人类学入门著作。 本书第一部分是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为英国广播公司做系列讲座的讲稿，虽仅寥寥六讲，却令社会人类学的精髓跃然纸上，既不失概论的周全，又不乏作者的创见。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的多篇演讲稿和论文，与第一部分形成对照和补充。 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笔锋一向明晰，从不卖弄，本书更是以此道著称。自本书出版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界的同名教材层出不穷，然上乘佳作若此者，终究难得一见。

本书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典之作，自1959年初版以来，已经十余数重版，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出版。作者弗雷德里克.巴特是社会人类学的前辈，他50年代在斯瓦特（现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这一相对独立、闭塞的地区作了周详的实地调查，书中描述了该地区各社会群体的关系，包括血缘的、政治的、宗教的关系及其政治互动过程的基本政治结构。更重要的是，作者建立起一个用于分析复杂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套人类学研究方法，即从微观层次的观察来发现其与宏观层次间的联系，并研究宏观层次的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最受诟病的恐怕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它因为和优生学等这样的伪科学的纠缠，几乎是身败名裂。而且，在后现代主义所开列的现代性的罪状里，它也首当其冲。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有着糟糕的名声。可是正如作者在《导言》里坦言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本身，它本来是局限在一个有限层次内，可是在后来的延伸中，它被发展成一个神秘主义式的可怕的广泛适用原则，这种滥用其实只是一种荒唐的类比，并最终败坏了它。而且，即使发生了纳粹那样的种族清洗的可怕事件后，这类的滥用还在继续。尤其是在人们掌握了基因技术，而这类的资源往往又控制在有权力的人手里，情况显然更加严峻。所以，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清理谱系，重新解决进化思想和社会思想之间的连接问题。对于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乱概念进行整理，希望得到恰当的结论。在书的结束部分，作者提出一些含义深远的问题：人类生物学如何和社会理论进行配合，社会科学面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怎样进行调整，以为新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提供理论前提，等等。 当然，由于本书作者的局限性，他在一些方面存在误解和偏见。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化观点和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部分观点相提并论，这是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刻了解造成的。同时，作者对于社会组织强化对人类优生的控制持悲观的态度，并对进步理论也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指责。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总之，我们应该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保持一种理性态度，批评和拒绝错误的观点，吸收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文明的起源》共分三章：《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及各地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及其文化特征；《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重点介绍了有关汉唐丝织品的考古发现，以及丝绸之路和其时的文化交流。《中国文明的起源》则通过种种考古证据，提出了“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著名论断。附录中还包括1949～1984年《中国考古、发掘简略年表》，以及近60幅各类文物图。《中国文明的起源》基于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本而由中华书局2009年最新出版

本书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1906—1908年在安达曼群岛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民族志著作。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了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特定地域的深入研究”方法，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模式。 全书分章探讨了安达曼岛人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其中，仪式和信仰的描述和解释占了最大的篇幅。作者依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对“社会”的理解，既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角度的民族志写法，又拒绝个体心理学的视角。作者认为，社论进一个独特的事实，它凌驾于个体，无影无形，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制度把自己落到“实处”，这就是一个民族看似无关的各种“文化事项”的使命，也就是所谓“功能”。 本书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作，尤其可以作为布朗本人注重结构分析的人类学思想的代表作。与马氏的《航海者》参照阅读，读者可以比较出功能学派内部两位大师各自学术取向的差异，进而间接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和法国涂尔干等大陆社会学家的复杂关联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