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张五常引发的经济学冲击波，一场近年来经济学界罕见的争鸣，一场超越经济学的大论战…… 本书系为近期各种媒体关于张五常的有关新闻报道、评述文章及他本人的答问和演讲摘编。客观反映了“张五常热”的形成起端和发展。

张五常教授旅居美国，上世纪80年代回中国香港执教，并将自己身处中美不同的教育环境下的求学经历和教育理念差异著书论述。本书从教育理论、求学方法、个人求学经历、教育制度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多角度地阐述了中西方教育制度和思维方法的差异，进行了深刻地对比和分析，如言辞犀利地抨击港大“校外主考”制、公立大学存在的弊端等。 张教授的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教育就应该从学习兴趣入手，从而渐入佳境，就如同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啃书一样，不依附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规则，培养个人的创造性，这才是教育发展的未来前景。

《经济学讲义:颠覆传统经济学26讲(上)》根据作者向本科经济学专业学生讲授的经济学内容整理而成，原汁原味，活泼生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结合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当前经济学界对这些概念的误读一一加以批判修整，“彪悍蛮横”，有理有据！不论是想走进经济学殿堂的零基础学生，还是想重温经济学奥妙的大众读者，《经济学讲义:颠覆传统经济学26讲(上)》都让人受益匪浅。 “经济学这门学科还太年轻了！目前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充满了错误！”“经济学的教学发生了什么事？老师教得困难，学生学得沉闷，那绝非经济学。请让它回复其作为一门有趣的学问的本来面目吧！”“既然随大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有那么多了，所以我决心要写一本不随大流，而是只讲授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的经济学教科书。”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