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有：我的自剖、我的童年、育才学园、我的母亲、神道的黄昏、时代的讽刺、失望的旅行、我与鲁迅、插说苏州、生命意义等。

《蒋百里评传》内容简介：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蒋百里，可能得说他有一个女婿叫钱学森，他有一个副官叫蒋纬国，他有一个表侄叫金庸。他的名气在日本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取走了，他的同学荒木贞夫之流后来是打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的抗日理论，日军正是按照他在其持久战理论中指出的那样，推进到湖南后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 蒋氏租上是藏书大家，蒋百里自幼饱读诗书，后义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无论军事、书法、文学、美术还是外交，样样比肩一流高手。蒋百里青少年时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新青年》和《湘江评论》。他所译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仍为中央美院教材。1937年写成的《国防论》，蒋氏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外，并第一次提出了论持久战的观点，影响远及海外，名将艾森豪威尔、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其《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他的另一本著作《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的结论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中国近百年史话蒋畈六十年》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其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收尾至抗战军兴，纵贯晚清和民国。大致以人物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粗线条勾勒出重要历史人物如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等，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所交织出的曹氏“近百年史”。文字风格平易晓畅、简洁生动，并征引了不少感性的文学材料，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文和《新青年》上的言论，以文八史，文史互证，有别于一般史家著述。称得上是“大师小作”。 《蒋畈六十年》为作者故乡小山村一一蒋畈立传，叙写太平天国后期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四代村民乱世艰难求生的历史。父亲“穷秀才”曹梦岐以“一介书生”，抱持普及教育、开通民智的理念，兴办育才小学，实践躬行，死而后已，有着类同张謇、陶行知的精神。作者同时关注草根民众的生活和命运、士绅精英阶层的作用和影响，笔下“那一时代的一群人物”，具有见微知著的个案意义。 二书对照阅读，大历史对小人物，国家之广对山村之小，宏观对微观，彼此相异而可以互补。并置合册，或可感受时代潮流与历史变迁。

曹聚仁终身怀抱“饱读万卷书，身行万里路”的理想，躬履行之也是不遗余力，故其一生行迹颇富传奇。《我与我的世界》（上、下）是曹聚仁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从金华童年的“神道黄昏”，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从“国学”和“文坛”，到“我与鲁迅”和“文白论战”；从上海春秋、报刊生涯，到抗战军兴、执笔从戎；不但阅历丰富、见识繁多，而且作者“颇想勾画出我们那一世代的生活轮廓以及当年所共同经营的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较更重一些”。曹聚仁将本书按“传记文学”自觉经营，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浮过了生命海》记述了作者晚年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剖析，可说是作者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多少弥补了《我与我的世界》未能终篇的遗憾。

“听涛室”为曹聚仁书斋名，其“人物谭”撰写于上世纪50—70年代，陆续发表于《热风》、《文艺世纪》、《循环日慢》、《正午报》、《晶报》等香港报刊，分别出自作者开设的“文坛谈往”、“人物新语”、“支离杂话”、“檐下絮语”、“旅途杂笔”、“今世说”、“识小录”、“如寄录”等专栏。作者生前不曾结集成书，逝世二十多年后始由作者家属据手稿整理、编辑、出版。内分“政海谈秘”、“文坛述往”“学苑思故”、“报界忆旧”等六辑，所追忆、臧否人物包括于右任、李宗仁、张治中、蒋径国、弘一法师、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胡适、钱锺书、齐白石、梅兰芳、黄远生等百余位。由于作者横垮文坛、学林、报界诸领域，交游广泛，这些中国近现代的名家，于作者或为师友，或曾采访，因此，他笔下所录的名家逸事趣闻，可视为第一手史料，有别于道听途说，这类“今世说”，足为正史补益。在曹聚仁作品系列中，本书和《天一阁人物谭》同为忆旧、述往、念故类代表作，值得格外珍视。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本书收录的是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在香港报刊上的专栏文章，内容涉及作者曾采访或接触过的文坛、政界人士，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典故。

《蒋经国论》内容为：曹聚仁与蒋经国的相识始于1938年8月16日的南昌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从而也有了《蒋经国论》中所收录的《一个政治新人》专访稿的诞生。1941年曹聚仁因避战乱迁居赣州，蒋经国更是盛情相邀主持笔政，二人的相知因为《新赣南报》及《正气日报》创刊更进一步。二人合作有数年之久，曹氏对蒋经国的生活、思想及认识均有相当了解。蒋经国亦有感叹：“知我者，曹公也！” 移居香港后的曹聚仁以记者和学者身份曾一度扮演着国共两党的“和谈使者”，为国共两党的“床头打架床尾和”而努力，然他终究只是“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无法左右政治的步伐。可他却用文字真实记录了他所认识的蒋经国。曹聚仁既是蒋经国的朋友，又是他的传记作者，江南的《蒋经国论》亦受其启发而著，同是他还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客，毛泽东更是三次专门接见并作长谈。他如是说道蒋经国：“说起经国也正是哈姆莱脱型的人物。他是热情的，却又是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疑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又如是说道大，小蒋：“这一对父与子，并不是代表了两个世代，两种性格，如罗斯福与霍浦金斯那样相反而实相成的人。他们都有点刚愎自用，都有点耐不住刺激，都有点好大喜功，他们都会用权谋诡计，使人疑惧生畏。他们都只能用奴才，不会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