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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著名学者。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人类博士。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家研究院“五位导师”。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领导河南安阳的历次殷墟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他担任了1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两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中央博物院的筹建与管理等。本作品是国内外关于李济的第一本传记,是全传。内容涉及传主的生平、成长、求学,南开到清华园的教学生涯,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主持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的考古发掘,抗日战争期间流寓西南,离开大陆的情形,以及在台湾岛的工作与生活等。传主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作品充分反映了李济与王国维、徐志摩、傅斯年、胡适等以及安特生、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友谊与交往,传主的家庭生活与骨肉分离的亲情与哀痛;反映了李济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而始终不渝的科学品德,和认真守护中国文化珍品、防范外盗与侵犯的爱国情怀。本书作者占有大陆和台湾关于李济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为首次公开,采访大量相关人员,并对李济唯一的儿子做了大量口述记录。作品图文并茂。 -
殷墟陶器研究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是作者对殷墟陶器的研究。 -
殷墟青铜器研究
对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李济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收入本书的六篇报告,即是作者依据殷墟青铜器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与所在地层及其他地层的相对位置,与同时同一地层或墓葬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关系,以及这些青铜器物的质料、作法、形制、文饰等田野考古记录和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理论及化学分析、金相测定等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李济先生的研究,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器物学研究与传统古器物学研究的界限,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可以说,他的研究,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精深,从严谨的论证中可以体会到一代考古学大师在学术研究领域深厚的专业学养、睿智的探索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 -
中国文明的开始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之《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汉对照)收录了李济在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经典英文著作,配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译文,首次双语呈现。读者不仅可以跟随中国考古学之父探寻古老中国文明之滥觞、追溯中华民族人种之起源,亦可重见这位伟大学人的学术生涯、人生轨迹如何与中国现代科学之建立、文化之复兴、家国之命运紧紧联系地一起。 本书所选篇目大多曾刊载于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学刊上。前三篇选文原为李济先生于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的手稿,介绍了震惊世界的“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考古学》选自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集》,介绍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传统金石研究和西方田野工作方法的交汇中诞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原文刊载于《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该次发掘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我国科学考古发掘的先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首先于1922年发表在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并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宣读;该文经修改后,于次年再度发表于《哈佛研究生杂志》,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为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引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最初发表于1962年的《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学会第二届双年会会议记录》上。《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是李济先生于台大考古学系所作的一次演讲,手稿于1967年发表于台北版的《中国社社刊》。 -
李济文集
《李济文集》(五卷)收入李济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中国人类学、考古学、上古史研究等论著,以及学术论谈、随笔、序跋、忆旧、书评、未译成中文的外文论著、早年文录等百余篇(部)。其中《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安阳》、《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等,均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考古学经典学术名著。 -
中国文明的开始
《中国文明的开始》是对李济先生1954—1972年间对中国上古文明与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初步总结,展现了李先生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书前收入了五十帧精美图片,其中有些为首次中文出版。全书共八篇,其中第一篇《中国文明的开始》,以殷墟发掘成果,尤其是对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探究。其他各篇在肯定安阳发掘对中国历史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远古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原始进行了重新认识,尤其在古史料的收集、选择、整理以及古史的写作等各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提出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