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一样，周作人曾经是一个让许多青年景仰的名字，但在四十年代初出任侵华日军卵翼之下的伪华北教育督办后，周作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并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以“汉奸罪”身陷囹圄。1967年5月，周作人在身边无一人的境况下凄然离世。与此相对照，自周氏殁后至今的几十年间，其作品多次翻印、重印，编入选集者不计其数，坊间关于周氏的论著亦已不鲜。 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本书在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全面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诸方面的贡献，对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郑振铎、梁实秋、俞平伯、废名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对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落水”一事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解剖，为了解、透视周作人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开阔的视野。 本书采取讲座的形式，搭配多幅书影与人物图片，一改案头论著严肃刻板的面目，并以同情与冷俊兼而有之的笔墨，引导读者审视历史、贴近人物，是一部非常耐读的著作。

《道教徒的诗人李日及其痛苦》主要内容：学问乃天下公器，这是一条绵延而义无反顾地河流，在这序文的河流之上，一些有作为的学者，孜孜以求，记述下他们长年累积的学术思想，有的虽未中期研究，但已经发出璀璨之光芒，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长久以来，由于社会环境或自身性格的原因，这些有作为的学者被隐藏起来，有的学蝉，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的隐忍，敢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有的泰国纯洁，被世俗所容，有的遭遇不宽容的时代，被压倒下去，仅仅因为说了“犯忌”的话，而遭罪一辈子，因而学术的话语也被腌仰。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史记学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章节体全面评介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对司马迁的评述，讨论了他处的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勾勒了他的生平、思想；对《史记》的评述，推测了各篇的创作顺序及缺补，内容分析从哲学、史学、美学、文学各个角度全面分析其内涵和价值。李氏对《史记》艺术的分析，独树一帜，获得了许多创见。他用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建筑结构与韵律等美学律则分析《史记》的艺术成就，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李氏尤其强调《史记》的抒情性，称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称《史记》既是史学，又是一部绝好的史诗和个人传记。它鲜明的表现了评论者的个性的一家之言，对读者深入体会司马迁的思想、风格也是有启发的。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诗人李白的全面研究，举凡政治生活、思想趣向、文学创作都论涉到了。其中很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并且作了专题的阐发。书中特别发扬李白的浪漫精神，他的狂与梦、他的寂寞与痛苦、他的一住情深……这一方面固是诗人生命异彩的真实呈现，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作者的主观渲染。比较《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或许本书少一些严整细密，却更有激情：这里边有学问，但更醒目的是才情。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的心灵与诗人的生命交会的结晶，而这交会处就在诗人的那些诗行间。所以作者在《序》里要求读者："引的诗更要看。"毕竟，"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是一切有真生命的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质素。

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重新理解他的文学，理解一个“得其自”的文学家，如何转变为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下成为处于时代边缘却深入历史文化深处的实践者。 本书开篇，以对话突破既有印象，为讨论沈从文打开空间；第一至九讲，则沿着沈从文的作品展开，透过字里行间，剖析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勾连成一条变化的、丰富的生命轨迹，并进而探讨他身后形成的绵延不绝的“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回响。

《冯至未完成的自我》通过展现冯至与中德精神传统和思想人物的对话关系，来探究这位学者型诗人不断否定自我的精神历程。作者试图借反思冯至敏锐颖悟现代精神又无法规避其深刻问题的—生，揭示他对现代性危机的天才预见与其迷失自我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巨大反差。全书从分析冯至的四则自传和五部传记入手，以较全面地鸟瞰诗人“在否定里生活”的生命故事。接着，集中考察德国浪漫传统对冯至生命早期自我发现的意义，并进而关注里尔克与冯至第—次重大精神转变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以《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为中心，讨论冯至另—次尝试由“个我”走向“大我”的心路历程。继而，以冯至的歌德研究和《杜甫传》为重要个案，探求冯至走向政治自我所面临的困境。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