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酌集》原本止庵旧作，收其2000年1月以来的读书笔记。止庵的读书文章，让人读来除了感觉清明外，多有思想对接，他把阅读心得、生活体验与情意感知融为一体，酣畅成文。读书，能读出几多平静，也有不少君子读来了半腹牢骚满腔空想。止庵不然，只需你翻读一册分四卷《沽酌集》，就能让你看到独特与自然来。凡56篇文章，外加新序与原序，从名人传记到历史研究，再到中国诗文集、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理论、哲学和文学……多方涉及，虽篇幅长短不一，但所容纳的立意、信息与素材，均为丰赡。

《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讲述了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风流云变。现代中文文学到了一九四九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和分流。中国大陆出现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文人身份与干部体制、作家协会与国家机器关系复杂，此消彼长。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矛盾主线。台湾在日据五十年后建设了“国语的文学”，由“反共文学”到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再到“世纪末的华丽”，不少佳作树立了当代中文文学的标准。而香港文学从“左右战场”到“本土性”自觉，再到“九七”“后殖民”书写，同样自成一派风景。转眼六十年过去，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当代中文文学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与成就，此其时也。

《谈虎集》收录一百三十二篇，是作者社会批评家一面的集中表现。评论所及，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层面，几乎无所不说，而这些文章，或酣畅淋漓，或妙趣横生，或怒目圆睁。 其中，《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是周作人革命思想的主要标志，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在《两个鬼》中，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其一是流氓鬼，其二是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正是全面了解周作人的一把钥匙。 读这本书，宜在夜深微醺时节，当不禁连连拍案，有掐臂见血酷暑吞冰之快。

　　本书以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的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角度，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生成和建构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本书既有书斋专著严谨而厚实的特点，又保留了课堂即兴发挥的轻松氛围和鲜活的口语风格，不失为一种富有变革与创新意义的著述体例。

《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of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决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书名中所使用的“铁屋”隐喻，是一个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 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鲁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细腻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鲁迅作品置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之中来审视其作为艺术家的独创性，说明在前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新的努力，才是鲁迅的“现代”和“伟大”之处，也才是鲁迅的现代性之所在。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文学创新及其深刻的“现代性”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不可分割，甚至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也由此而触发。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其说体现于象征、反讽、叙事等形式层面，不如说体现于这些形式层面所表达的主观的内心的精神活动。因此，李欧梵对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探寻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即以《野草》而论，以往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郁情绪，而李欧梵却认为《野草》是一次形式试验与心理剖析的完美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对《野草》各篇相类形象的细读，李欧梵寻绎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求重建作者叙述的寓意：诗人的内心自我正处于矛盾绝望之中，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但他又意识到，在其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与坟。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的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显然，这种在绝望中抗争中的形象，也就是鲁迅在小说散文中一直着力描写的那个清醒的孤独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自我形象与精神的写照。这个清醒者面对庸众，进行着无望的斗争，这种精神发展的最终点就是厌世或者说死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绝望的境地中，与生存的无意义进行着殊死的抗战，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悲剧性的情境。对于孤独者来说，空虚与充实、沉默与言说、生长与腐朽、生与死、明与暗、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永远处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链环中：腐朽促进了生长，但生长又造成腐朽；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了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种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正隐喻了鲁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心理的绝境。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中间物意识体现出鲁迅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既反传统又处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的悲剧命运的洞察，标志着鲁迅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所达到的充分自觉。中间物意识更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就是鲁迅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历史进程，既然是“必然”或无可选择，那么即使是“绝望”也无碍于人坦然地走向未来（汪晖语）。《铁屋中的呐喊》及其后来者所重塑的鲁迅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怀疑、否定、探索、创造、自我牺牲、矛盾痛苦，这一切才共同构成了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品格和实践性品格的精神现象。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是“三联讲坛”文库的一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2002年8月。书的前面，有出版社撰写的文库出版“缘起”，其中写道：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 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