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編者的話 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歐∙帕斯在他的文章〈另一種聲音〉中寫道：「在革命和宗教之間，詩歌是『另一種聲音』。它的聲音是『另一種』，因為這是激情與幻覺的聲音，是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聲音，是沒有日期的古代的聲音。分裂與異端的詩歌，清白與邪惡、汙染與純淨、空中與地下的詩歌，寺廟的詩歌與街頭酒吧的詩歌，唾手可得的詩歌與可望而不可及的詩歌。所有的詩人，在這些或長或短，或被重複或孤立的時刻，只要真正是詩人，就會聽到那『另一種』聲音。」 值得慶幸的是，香港恰好為這另一種聲音提供了空間，這與香港獨特的曆史背景、政治與文化的生態有關，與其國際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多民族多語種並存的現狀有關。我相信，「香港國際詩歌之夜」不僅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也是整個漢語世界的文化事件。在這個意義上，地處邊緣的香港反而有可能成為漢語文化的中心之一。 就像音樂與耳朵的關系，詩歌與讀者之間也存在某種互相尋找、依存與激發的過程。除了這類定期的國際詩歌節外，我們還將舉辦多種形式的活動，包括朗誦會、講座和工作坊，讓詩歌成為我們精神生活的日常形態。 我謹代表籌委會感謝應邀的國際詩人與用漢語寫作的詩人，感謝合作夥伴與志願工作者，正是由於大家的努力與合作，會有更多的人聽到這另一種聲音。 北島 2009年11月1日於香港

2001年到2002年间，郎咸平担任大鹏证券综合研究所顾问期间，和作者是上下级关系。本书以亲身经历，以及自费去美国，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接触郎咸平时朋友、同事、美国老题和同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领导、老师、同学以及一些企业家，向人们展开郎咸平鲜为人知的一面：儿时多病，缺少关爱，养成了他什么样的性格？他先后4次离婚，在台湾又是如何找不到工作？郎咸平为何在美国晃来晃去，最终被赶出美国？他在大鹏证券做了些什么，闹得鸡犬不宁？他批评德隆又是如何去任职的？郎顾曾是密友，他是如何报复好友顾维军的？剽窃别人文章后，他又是如何辩解的？郎（咸平）项（兵）又是如何变恶的？……本书以大量鲜活的故事和第一手的资料，揭开郎咸平的真面目。书的下半部分，从郎的理论、方法、治学态度、财务工具等方面进行了驳斥，同时还对郎咸平现象和代表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分析。作者3年磨一剑，20易其稿，集国内1000多位经济学家对郎的批判观点于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体全面批判郎咸平的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