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第5辑的一个重要看点是张北川的《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关于张北川先生，值得一说：2007年7月中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奥向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教授颁发了一个特别奖项，表彰他在长期从事特定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和所表现出的坚持科学的勇气。 张北川在70年代中期上大学时认识了一位老师，一位极优秀的皮肤性病科医生。1988年，这位老师被发现是一个gay，他被任意侮辱、被恣意伤害。当时他们所在的皮肤病科绝大多数医生包括护士都在保护这位教授，张北川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张北川发现他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开始读书。他在读书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写作，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在该领域的专著《同性爱》。这本书出版后，张北川收到大量读者的来信，他与读者的书信来往于1998年初以刊物的形式出版，名叫《朋友通信》。张北川给《朋友通信》的定位是：宏扬科学，促进健康。张北川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60%的人感到极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3%到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张北川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怎么更好地去控制疾病…… 张先生的《一门学科和一个行者》所描述的就是他的这位给他深远影响的老师秦士德教授，换一句说，张先生此文所要讲的就是他何以要从事同性恋研究，作为一名医生，在谈到他当年从维护秦教授的工作和正常生活的权利和他自己一步步走上同性恋研究的道路，张先生的文笔是朴实而蕴涵情感的：“我头顶的阳光也慢慢被阴云遮蔽。被现实所迫，我的命运一步步与秦的命运连接起来：两个性取向不同的学人开始了最初的携手，走上抗击传统观念对同性爱的歧视和迎击艾滋挑战的征途。” 本辑有两篇是来自海外女学者的文章，其一是李南央的《丹麦老人格珍》，其二是沈睿的《多丽丝·莱辛的中国行》。前者所写是一位当年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丹麦老人的既动荡又普通的一生，但在这动荡和普通中却见证了老上海的真实故事，尽管往事已遥远，但在老人的眼里，上海的故事仍然让她动心：为她丈夫公司看守仓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知道仓库里存的都是市场紧缺的面粉、咖啡、绸缎。但是仓库的东西从来没有失窃过。她和丈夫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诚实和忠厚。 作为2007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莱辛当年的中国行值得重温。而作为她当年来中国时曾有缘给她当过“导游”的沈睿，今天的回忆更显得亲切：“1993年5月初，莱辛和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及传记作家麦克·霍洛伊德来中国访问。我那天陪他们逛北京。她问我：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一句问话，显示出了莱辛的思想和犀利。 诗人余地的自杀曾引起网络上的争议，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顾患了癌症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双胞胎孩子——诗人的自私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本辑《良友》里的《一把不肯生锈的刀子穿过天空》（张翔武）和《“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刘春）则是对诗人自杀事件的剖析和揭秘。作为余地的挚友，张翔武以朴素地笔调真实地再现了余地自杀前后的情景，在他平静的叙述里，能感受到诗人无力地挣扎。“警察来了之后，进行现场取证，问话，在死亡现场的所有人在门外等着。过了一两小时，已经是10月4日凌晨3点了。警察办完事情后说，打电话给殡仪馆，是凤凰山的西郊殡仪馆。”这是关于余地自杀的第一手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翔武的记录是可贵的。 作为诗人的刘春，当他解读同样作为诗人的余地何以自杀的缘由时，其心情是复杂的，太多的关于诗人的故事已经伤害了作为诗人的形象，而余地的自杀又给“诗人都是疯子”做了新的注释。刘春以他自身的体验和与余地的稿件交往，从余地的诗和活动给出了余地何以自杀的解读，而作为在余地自杀后为其妻子和孩子募捐的发起人之一和实际的操作者，刘春的尴尬当更为荒诞——后来，刘春得知余地的妻子（甚至不能称其为余地的妻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得了绝症，而双胞胎孩子更是子虚勿有。太多的疑问和太多的故事，留给读者的还有诗人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真相？“当生活欺负我到了我不能忍受的时候，也许我也会选择结束。当然面对了断，我会比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一项选择更慎重，但我决不回避它。死亡的美丽有时候会让活着的污浊和丑陋汗颜。”这是余地的人生底线。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这是徐宗懋之所以写《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的缘由。历史的真相在后人对往事的解读中，也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中，譬如《1994年的克拉玛依之雪》（黄妍）、《北大工农兵学员流水帐》（陈力丹）等。而《课堂在上海以东》（郭建）、《行走的梦想》（兰泊宁）等，则是“书写个人史”的最好体验，而印在本辑《良友》封底上的广告词“书写个人史”，其实也是《良友》始终如一的宗旨。 周昌义的《文坛那些事儿（2）》所讲述的是关于王跃文与《国画》当年风云一时的故事，当下的文坛和出版与当年《国画》出版时的环境相比变化其实并不大，因此周昌义的许多话也就有了当下的现实意义，譬如：“文坛为什么不流行合同，不用法律约束作家和刊物出版社的相互关系？就因为精神产品，质量没法标准化，没法用合同文字约定。更因为除了艺术质量，还有导向风险，因为导向问题承担违约责任出版社太冤，反过来，出版社也可能用所谓导向问题做借口免除自己的违约责任。” 张梦阳的《洛矶山下的刘再复》细致地记录了今日的刘再复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从功利的牢房，概念的牢房中挣脱出来，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与张梦阳贴在他博客上的同题帖子相比，刊载在《良友》里的文章在内容和文字上都要丰满许多。这也是网络文字转化为“纸媒”的一个特点所在。

良友第二辑，渡到对岸。 继《良友》丛书第1辑《记忆的首日封》之后，《良友》第2辑《渡到对岸》近日与读者见面了。与第1辑相比，第2辑在外观上明显加厚：在书价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20余个页码。让《良友》变得“厚实”也是缘于为读者的态度。 在内容上，《渡到对岸》仍保持着第1辑的编辑思想，就是强调民间视野和底层的立场。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的丛书，民间视野的坚持也就成了《良友》的标志，这也贯穿在书中文章的内涵和形态上。如果说第1辑的“超文本”——《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是通过一个病人的自杀和自杀前的遗言来表达对精神的追求和反省，那么第2辑的“人物志”——《最后的昌耀》则是通过他人眼中的一个诗人的自杀和自杀前的痛苦来反映对精神的苦恋和自我剖析，两篇奇特的长文有着共同的品质：非正常死亡——指向的是对精神和理想的极度纯净。前者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不可得，后者的爱情也成了人生最后的炼狱。作为诗人昌耀的临终文学托付人，燎原笔下的昌耀，无疑有着原生态的特征，而在昌耀的晚年，当他的诗歌和文学地位走到人生的顶峰时，他的爱情生活却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尤其是伴随着迟来的荣誉，病魔却迅疾地赶来了。诗人最终的跳楼也就更有了悲壮的色彩。燎原写到了诗人最后的女人们：陪伴在他病床前的修篁，他按照伊斯兰习俗“口唤”的回族妻子，他已离异的妻子，从遥远杭州赶来的年轻女人……尤其是修篁，这位诗人曾苦恋过的“冤家”，譬如燎原写到在诗人病床前为诗人哼歌的修篁时，字里行间流露着无奈：“在修篁轻轻哼着的时候，尽显出她天分中良好的文化艺术慧根，尽显出她性格中的柔情与可人。这是让昌耀为之销魂而又难得常见的美质。而对于昌耀这位大半生都在与命运苦苦搏杀征战，此刻滑下马背，躺在病榻上的骑士，他在修篁的眼中应该既是一个使之心痛怜爱的孩子，又是一个挥喝万千文字夺顶扬旗的英雄。而这样的一对英雄佳人，为什么要苦苦地蹉跎岁月，不能走在一起呢？ ” 《良友》的视野也是开放的，第2辑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就体现了这种民间视野的开放性。帕慕克的文学观更多的体现了他的民间视野，父亲留给他的手提箱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普通人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他对作家这一行当的理解，也有着一个“手艺人”的民间性：“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目录 人物志 最后的昌耀 燎原 太阳人远去万里之遥 宋长玥 演讲稿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帕慕克 铿锵锵 渡到对岸 西西 青藏铁路沿钱的骏马良驹 龙仁青 连城诀 做一个济南知识分子的美丽与哀愁 韩青 朱天文的物质台北 肖慧 旅行包 牛津“功课” 蔡晓滨 住在土楼 张宏杰 档案馆 法律人的世纪沧桑 张耀杰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空的魂 盛雪松 新部落 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心灵史 我的自画像 儿时光景宛如昨 记忆中的“蝴蝶效应”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 私房菜 我爱过的男人都老了 芙蓉姐姐与我们的身体 爱港片的理由 速写簿 监狱警官笔记八则 兰州知青朱化伟的1976 笔墨战 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 良友稿约 良友余话

《良友》见证了中国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党政府到同情左翼与积极参加抗战的过程，但《良友》始终是一份纯粹的民间刊物，她兼有画报与文学杂志之长，亦图亦文，尤其彩色图片印制极其精美，在国际上也非常先进。 本书以《良友》杂志文字部分中的随笔体裁为准，整理出近50篇随笔编辑成书，包括染得所的《百分之五》、茅盾的《春来了》等。

在大陆地区长达二十年的历史中，《良友》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党政府到后来积极参与抗战同情左翼的过程，但《良友》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间刊物，政治色彩的转变不过是当时一般民间刊物所共有的一副时髦面具，其真实面貌则比较中庸平实，这只要看它二十的基本不变的栏目设计就可以知道。《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当然，采访中共著名人士和八路军高级将、报道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也表现了一定的左翼立场，不过这在当时也还是一种时尚，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倾向。

《良友》第一辑《记忆的首日封》内文摘要：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并非不留恋这个世界，但是三十七岁的我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前面只有两条路——死亡，或是进精神病院，我选择死亡。 ——奥基弗 我是不太相信医院的，以前去过几次，从未得出任何结论。我知道我的病只能靠自己。也许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病，只是我特殊的异质的生存方式。 ——残雪 收视率是真正学术和学者尊严的冷面杀手。所以，即便是前任制片人治下的“百家”，也脱不了这个俗。在文学馆与“百家”合作的中后期，已经出现学者对于电视编导的不满，因为编导在制片人迫于收视率的压力下，在与学者沟通时，已经开始反复强调让学者变着花样讲故事。摆在学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如果想出镜，就要屈尊说书；如果还要保持学术矜持，就要疏离电视。 ——傅光明 是的，原有的北京老了，原有的四合院老了，但这不是北京和四合院本身的错，不能成为火柴盒式的北京替代老北京、新四合院替代老四合院的理由。 ——朱兵 我降落。我降落的地方很小，我的视野有限。当我抬头，天空中悬铃木枝桠上栖息着的飞翔姿态的白玉兰（它们长在了一起）再次撞入我的眼帘，街口有一对年轻恋人正倚着各自的自行车热烈接吻，行人从旁经过时都带着不易觉察的祝福的微笑，高处有一块写着“梦想”、“现实”字样的大广告牌在阳光下闪着非现实的橙色光，但我知道这是现实，今天，此刻，上海。 ——周佩红 “裂痕”出现，最初是由于另一个女人李英（英儿）的“强行”介入。那是个强烈地做着“出国梦”的女人。她以顾城为“跳板”，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用两个人的生命作了代价。 ——蒋泥 印像中，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赵柏田 我遭遇了我人生中迄今唯一一次同性的性骚扰。骚扰者就是那个摄影组的穿墨绿工作衣服的女人。 ——diandian 神奇的医学发明与发现让男人女人们都如愿以偿了，几乎无须寒夜“坐怀”，工作、生活、旅行的“同路人”之间，一个媚眼，一个邀约，就可渔火燃情，遭遇“春宵”——男人掏出“伟哥”，女人掏出避孕药—— 但快乐总是“快”的，痛快总是“痛”的，新的烦恼也很快就来到。 ——思凡 那真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山，它的东面就是前苏联，山脚下流淌着国境河，胡布图河。这座高山上的工事就是为了扼制苏军的进攻的。东宁要塞曾经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它是整个东宁要塞的核心。研究军事的人说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而我，在这个最大军事要塞里挖煤生活了整整十六个年头儿。 ——孙少山 今天去北京的大山子画家村看了一下，那个脏啊！你说画家要的就是这个脏劲儿，也说得通，但这也是市场呀，那个破房子，没有任何人去，大概只有开幕式，自己找些人来。他们自己卖自己的画，没有形成市场，大都是年轻的画家，有些太激进，有些作品像口号似的，感觉是仅仅在宣泄，深入得不够。 ——傅红 人各不同一如其面，惟有戆大千人一面。不同民族的正常人相貌迥异，但全世界戆大都长着标准划一的统一面孔，早在史前时期就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对马当路戆大是孪生兄弟，不仅都是兔唇，而且与常人的额头饱满外凸完全相反，其脑门像勺子一样完全内凹…… ——张远山 策划：青岛日报集团 良友书坊 营盘兄弟文化（青岛）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