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应该规避道德过错？斯蒂芬•达尔沃认为，迄今为止的哲学之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是由于没能认识到道德义务本质上的人际特征。本书把责任、义务、尊重等概念引入具体的人际情景中，认为道德责任的观念中包含有不可还原的第二人称特点，正是它预设了我们提出主张，以及向彼此提出要求的权威。许多其他的核心观念也是如此，包括权利、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以及人这一观念本身。达尔沃对这一人际特点的发现使得道德理论不得不在根本上重新定位，并把道德权威的解释从理论的王国带到了第二人称态度、情感和行动的实践世界。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        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过，性同样有其历史。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赋予其何种意义，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对待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对于非法性行为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虽然在细微之处不无差异，但每个地处欧洲的社会都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其重要性日益突显；而如今我们对此种做法极为反感。此乃前现代与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差异。因此，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的现代的性观念，应当被视为一次重大的革命。《性的起源》的目标即是阐述这一革命何以产生。 《性的起源》旨在描述性观念及性行为世俗化转变这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联系起来。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作者试图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其主旨是展现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 《性的起源》所述的不仅在于新的思维方式，而且关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作者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在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内，社会与道德的一体化举措很容易被强制施行；而在大城市的生活则与此不同，其规模庞大，人际生疏，各种信息与观念转瞬即逝，性冒险也触手可得。这种生活对于性戒律的强制实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伦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对于全球讲英语的人群而言，它是政治权力、文学与文化以及新观念的中枢。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社会、思想文化和性方面的新潮流，都在这儿被首先创造出来，而其影响将会遍及四海。 在西方的大部分历史中，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教会或国家会对违反者施予惩罚。在1600年至1800年间，这一完整的世界观被革命化的新思想所破坏，这一思想指出，成年人拥有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只要其愿意，就不能通过强制力来使其遵守道德。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通过生动的细节描述，探讨了三百年前在英国首先开始的性观念革命，如何影响了西方人的性态度，以及相应出现的有关性行为的社会变化。本书指出，现代性文化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部分，并有助于创造一种新的西方文明的模式，即平等、隐私和个人自由的原则。 一部漫长的性发展史，有学术，有思想，有趣味，难得的是还能惊心动魄。读完该庆幸自己，一生出便抵达当代。 ——盛可以 极其令人愉快和博学，并富于启迪……刺激性的观点与极丰富的历史掌故被轻松地调和在一起。 ——多米尼克•桑德布洛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有趣且博学，这是一部出人意料的《性爱宝典》，因为你绝对想不到性的历史是如此多样且迷人，坦白说是疯狂。 ——珍妮特•温特森，《泰晤士报》 学术得赏心悦目，可读得令人着迷，诙谐且充满洞见，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苏珊娜•利普斯科姆，《BBC历史杂志》年度图书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讲述了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和竞争，反映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生动描写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视野不仅跨越大西洋，而且涉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始终把握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打破了思想上固有边界的限制。

简介： 《个体的社会》由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论文组成，分别从“个体与社会”、“自我意识和人类观念”、“我们—自我平衡”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该书在1988年因其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影响而获得欧洲阿玛尔菲奖。 导读： 种籽撒向风中 知识任谁收获 前 言 群体之于单个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这在目前绝非是明确的。可是，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去关心它为什么不明确了。现有的像“个体”以及“社会”这些常见的概念，前者乃指涉单个的个人，仿佛这个个人是一个全然自为、独自存在的生物，而后者则通常摇摆于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易造成误解的表象之间。在此意义上，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预先向单个的言说者给 定了的话语，那些决定并一同规定了在他们的概念领域里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的概念本身，都使得作为个体来认定的单个个人和被作为社会来表象的人类群体仿佛在本体上是各各不同的东西。 本书要探讨的是“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在其当代形式下所涉及的那些方面，即就人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它为思考和观察人提供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些是相当新颖的。谈论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本身就不同寻常。但这或许会帮助我们能够从对上述两个概念的陈旧的、较为习常的用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用法常常让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直是相互对立的一对，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把我们从前述意义上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即是眼前这部著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要真正完成这个工作，除非我们不是满足于某种否定的态度，即不是单纯批判那种把个体和社会当做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来对待的做法，而是除此以外还确立一种在方式和方法上全新的模式，从而使单个个人无论怎样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群体中，亦即处于社会中。 进行这样的工作乃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我大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我正着手我的《文明的进程》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的最初纲要，那时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著作第二卷里总括性的理论部分来构思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文明的进程》的一些原始清样，其中的内容现在已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在写作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再凸现出来。文明的进程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代交替。如果借助一些能够展现羞耻和难堪的限度值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有关证据，这个进程是可追溯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辈人的后代身处其中的都是文明进程的下一个时期。作为个体，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去适应比前辈人所适应的更靠后的衡量羞耻、难堪以及良知形成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标准。所有社会性的自我规范模式，是单个个人随着他经由教育而逐渐被教化成一个独一的个体时必须独自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为各代人所特有的，并且如此一来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是为各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可以说曾让我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一点，即某种对前一个世纪来说并非是引发羞耻感的东西，可能在后一个世纪就成了十足的羞耻物；反之亦然——我意识到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是可能的。但不管运动的方向究竟如何，变化的证据表明，单个个人在其自身发展中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在加入社会过程这个洪流时所处的地位的规定。 这样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单个个人与社会过程的关系这个问题，必定会突破讨论文明进程那本书的整体框架，尽管这两者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实际联系。一些外在的情况也提醒我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讲文明进程的这本书无论如何已经拉得够长的了。于是，在给它收尾的同时，我删去了其中已经开始的旨在澄清社会和个体之间关系的那部分。但这个论题仍一直让我着迷。我愈来愈明确地看出，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于能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奠定基础。我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就有了第一篇文稿，它构成了本书的开头部分。这篇文稿反映出我早期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思考。同样，由它也可看出，对一个基本论题所做的研究尽管属于较早的一个时期，但对问题的阐述仍葆有其自身的价值，虽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本身业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往往会抵挡不住这样一种想法：借助研究过程不同阶段上的真实文献去重构较为全面的和较为晚近的对某一问题的解决的发展过程，则这一解决的下一个阶段会变得容易起来。通过了解早期的尽管是比较有限的，但仍不失其自身价值的对问题的解决，去追溯导致以后的对该问题较为全面的解决的发展过程——这种可能性会使读者省去在把握那些对问题的较晚近的解决（它们好像既无早先的尝试亦无思想劳作的发展，是在某个特定个人的脑子里凭空产生的）上的困难。我对眼前的这本书的构想却与此不同，它构成了本书现有结构的基础。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作者早期对于人类群体中的单个个人这个难题所做的探讨，如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第二部分提供了我后来仍就这个难题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例证。第三部分是这个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后阶段的结果。 我对社会和个体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足足五十年的时间，我的研究方法的变化反映出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个体及社会所经历的某些具体变化。这相应地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有了改变，甚至是以其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诸种社会的单个个人在理解自身方面的变化，亦即——简言之，在个体的自我经验和社会习性方面也与以往存在着诸多不同。另一方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人们切近上述问题的整个方式和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问题自身变得具体起来。概念的构成愈益切近社会中单个个人可被观察的境况。与此同时，不无悖论地出现了将概念往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提升的情况。这种提升在我们—自我平 衡（WirIchbalance）这个概念里得到了典型的表述。这个概念暗示我们，单个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我们—认同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就固定的，正相反，它处于十分具体的变化中。在那些较小的、相对单一的部落里，这种关系有别于它在那些同时代的组织庞大的工业国家中的情形；在和平时期，它又不同于在同时代的战争状态下的情形。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的难题，只要人们把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仍设想成某个无我们的我（Wirloses Ich），它就依然是个未解的谜；有鉴于此，以下我们将把这个难题作为展开我们的论述和探究的开始。 诺贝特·埃利亚斯 编辑后记 本卷第一编写于1939年或稍早的时候；当时计划发表于瑞典一家期刊，但终因期刊未出而搁置。目前这一文本是从幸存下来的1939年版本那儿复制成的，略去了后来各个不同时期里偶尔（并不一贯地）所作的一些修正和添加。确立这一版本的重要帮助，是1939年在瑞典制定的原稿；这一文本在1983年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斯·朗尼比作为复制的打印稿出版，还附有他的一篇历史—语文学性质的导言。 第二编可能是在较后的但无法确定的（约在40—50年代间）年代写成，可能有好几稿。这一文本的几个段落是对第一编的直接修改。 第三编是1986/ 1987年冬天为这一版本所写。 米歇尔·施略特 译者附记 本书作者四、五十年间就同一个主题写了三次，业务繁忙的读者挑1987年写成的第三篇（本书第三编）来读似也无妨。这第三篇谈到人类走向更高的认同形式是一种必然，个人、部落、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这样的递进的认同形式，以及联合国这样的洲际联合，是人类并无事先计划、不曾情愿，但照其本性倾向最终半推半就、迂回奔向的目标。这看上去相当高蹈的结论却会给今天很多谈论全球化的学者摆出难题：我们到底是在走向人类组织形式的全球本地化、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本真化，将差异当做抵抗之策略呢，还是在走向“后民族集聚”、世界公民协同性、世界社会？它尤其使我们两个中国读者对这样一些老问题重又辗转反侧起来： 一、中国之于西方的落后及其现代化真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交叉问题：与落后国家比，就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先进社会比，就是憧憬自己的未来？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触及现时社会的各种禁忌，触及每一个单个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个性结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参见本书第27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现代化的”，每个民族总是正处于文明的进程里，民族间并不进行着向同一个目标的分立但并行的争逐赛，而是越来越融合的集聚和交汇，所以“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第257页），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领先？大国或伟大文化在走向人类更大认同中会更困难，就在于它们会更难放下自尊心，追随别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认同，会被其看做沦为二等帝国——英帝国过去一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和中华帝国近几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其性质是一样的？“文明的”欧洲在过去，哪怕在今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中国此刻无法参照西方的框架来决定到底应往哪儿走，当然也就并不一定需要重复欧洲走过的路，因为这是此时的眼光无法预见，连精英知识分子都无法预言的？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更高的认同时的全球化眼光中的我们的国民性（按埃利亚斯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社会习性”或民族国家的“社会习惯”）：新型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国民意识却跟不上？抑或，因为国民意识跟不上，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形式？到现在为止的列宁式的企图将几种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过程并在一起快速完成的做法，才使我们发现：社会改变了，而国民性未变？在全球化，或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越来越认同于更大的共同体结构并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民性或民族情性或民族个性结构，也正随着我们的民族的机运和经历的改变、积累而变化和成长，因为一个民族的各种机运会在几个世纪里积淀到其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结构里，没有两个时代会有相同的国民性的？鲁迅、柏杨所说的“国民性”——其实他们说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早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身上的国民性了？人们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走向各种世界共同体时，其个性结构也同时相应作出了改变？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学、人种学上固定的国民性（《德国人》，第219页）？对国民性的好坏判断，是一种对于“进步”的迷信：国民性落后总指的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身上还残留着以前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特征？国民性之落后最终总只是指社会成员个性结构的改变速度跟不跟得上人类群体向更大的认同单位整合的速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忧虑，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否只是像一个小青年要离开自己的村落，到远方大城市谋生时，为自己的不经世事而生的焦虑和恐惧？从大处说，国民性总只是一个民族像看待别一个民族那样看待自己时所得出的图像，是民族集体关于别的民族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这一点的设想？我们想弄清楚，也希望读者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三、让我们听了很难办的一个观点是，埃利亚斯总是说，人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总是并无事先计划地默默走向了更大的认同。他说，人类身上带有像染色体一样的一些促成人类不断作出更大认同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生理上的社会决定因素”、“一切人共有的人性中的那些常量”（《论时间》，英文版，第142页；另见《死之孤独》，第1节）；“生物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参见本书第258页）。我们真可以推断人类各民族共享着同一种导向更大共同体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大同是共同基因决定？他又说，我们无法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人类中更“文明”的群体，不知道要走向哪种更大的“生存单位”，每一个民族手里都只有像语言这样的象征手段——它使人类能“学习”——来体认、综合自己的认同处境，启蒙、解放之类的话语也都是一些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当代巫师们对未来的参拓和例解，并不是最终方案？这可是一个连康德都不敢去实证的问题（参见《论一句老话：这在理论上虽是正确，在实践中却是无用的》中反驳门德尔松的那一章），难道埃利亚斯说得太轻松了？ 四、埃利亚斯说，一个民族从一种认同结构迈向更高的认同结构，其成员的个性结构相对于新认同形式的滞后，需三代人（三、四十年？还是一百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赶上（参见本书第284页），我们忍不住要推导：等到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跟上了社会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是否又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滞后于是就成了社会中的常态？人类看来会你等我等他等地一直等到大伙儿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认同，才会有一个达到很高交互性的共同体，这中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可怕的变故和反复？埃利亚斯又说，像联合国这样的不尽人意的国际组织最终被人类情感所接受，固定为人类的共同认同机构，需要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可我们却担心，人类最无私的眼光也不一定能比这看得更远，我们如何去要求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在处理当下政治问题时耐心保持黄仁宇所说的这种“长距离眼光”？ 五、本书还使我们认识到了普遍人权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改造的根本作用，其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升华作用：落后的国民性由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因为它们可控制信息，政府决策可轻易获得合法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反复论证：不能指望民众的道德来产生出好的体制，而应期望好的体制使民众有好的道德状态；个人是能够成为好公民的，即使他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好人。）它们甚至像恐怖分子那样绑架整个人民，以所谓危险、威胁或别的什么来向主权的实体也就是人民无耻地提条件、勒索，成为人民得罪不起的首恶，这在美国这样的大民主社会里都不能例外。国家在处理利益问题时常常目光短浅，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必须遵照埃利亚斯的教导，限制国家对待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意出让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更有否决权的人类基本权利？”（参见本书第309页）这种人权观念不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国家内不受权利侵害，“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同上）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国民性，以更大的认同眼光来认识和捍卫每个个人的人权，乐观向上地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发展抱远大的期望，这是康德以来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思想家一直在教导，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一再被忽略的：各种文化、各种更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必须是使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和已有造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达到空前的无可替代的层次。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国民性永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层次或渐渐融合，但我们却可指望它们在更好的人类共同体里发展到自己的极致，不同，但同样完美（参见《判断力批判》，第83节）？ 埃利亚斯是个仁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人类故事里充满同情与期待，其过程（或历史）—社会学能安慰摸索着前行的人类面对波折和倒退时的痛苦。《个体的社会》可能是一本比《圣经》还用意恳切的书，因为后者只将人类血泪汗的真实历史当反面教材，压根不相信人类靠自己能走出自己的生物、人种、历史和形而上学局限性，自己为自己找到更广大的前景，而埃利亚斯却相信人类的这种自救可能，而且只相信这种自救。198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看着当时的苏联还未有倒败的样子，埃利亚斯向人们正式道歉说是他的理论使人们抱了超级大国的对峙最终能在更大的认同中走向合作的希望，他深刻检讨自己的理论的“过分的预言性”。可这道歉未说完一年，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推导出的预言就开始兑现。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参见《德国人》，译者前言）。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终老于阿姆斯特丹。 当代许多诱人的社会学作品都用心理学、生物学或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表达，其他学科一有范式转换，其联系汇率就崩。埃利亚斯却用简短的直陈式来表达，从不用社会学里的人工语言去封固其概念的语义域，读者用不着去推究他所用的一些概念用意之深，尽可以用踏实的常识去意会他。他认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链和未来的联系网络的认识，是随着其日常语言里所形成的越来越综合的语汇而提高，人们的更高的觉悟就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我们想提醒读者不要小看这种平白的表述，其中是夹着惊雷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译着译着竟按捺不住，做起了笔记和推论，译完后自己想去对付很多问题了。 今天在谈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们好像都忘了埃利亚斯早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耳边谈论这个问题。全球化社会学家罗伯逊（1995）费牛劲为人类未来设想的那个“元文化”假设，埃利亚斯早已那么轻松愉快地向我们阐明。布迪厄也应指出他日日用到的habitus（个人社会习性）这一核心概念取自埃利亚斯，等等。 埃氏屡得明师，早早出了开山之作，一生却从未有个合适的教职养家糊口。他曾揣着大学问到邻国一街道炉盖厂做供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退休好久倒讽刺性地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应更能体认这种伟大智者在颠沛与被戏弄后的那种成熟。可贵的是，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不客观。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为赶时间的初译稿早于一年前做成，期间译者之一的陆兴华学兄已西奔英伦，继续学业。以后我们靠电邮网络保持联系，对译稿的校订以及部分重译也是这种联系方式的结果。 另外，我们感谢负责本套丛书的刘东、彭刚两位先生对我们担任此书译事的支持和信任。翻译过程中，方在庆博士曾从德国给我们寄来有关埃利亚斯研究的资料和完整的著作目录。我们曾就本书中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及个别术语译名问题请教过孙周兴教授。对他们的慷慨和热情帮助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 者 2003年3月6日

简介： 本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研究黑格尔哲学的鸿篇巨制。作者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富于创见的探讨,对黑格尔哲学基本合理性作了有力辩护。作者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一再遭到拒斥,但是其普遍性话语在当代世界中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本书篇幅宏大,论述平实而详尽,涉及黑格尔哲学的广泛领域,给出了一个现代性十足的黑格尔形象,是我们解读黑格尔哲学及其时代难题的必备书。 导读： 本书对黑格尔的评述令人敬佩地结合了深入细致的批评和对所涉主题的熟习。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本书为阐释一位极其丰富和广博的哲学家做出了重要的、富有想像力的贡献。 ——帕特里克·加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