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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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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的誘惑
「中國的經驗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獨特,它的內在困境很可能吞噬掉表面的繁盛。而且,在歷史中的很多時刻,我們都曾公開讚揚邪惡的力量,漠視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中國正是最近的一個例證。」----許知遠 一九三0年代,經濟大蕭條使西方世界陷入一片愁雲慘霧當中。對資本主義與民主失望之餘,西方最頂尖的知識份子紛紛把人類的希望寄託在信奉共產主義的「新文明」----蘇聯身上。然而,當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得烈.紀德在一趟實地觀察後卻發現,關於這個新文明的事實與傳聞不符。華麗的國家建設的外表下,是勞力的剝削與個性化的消失。悲哀的是,紀德的呼籲被淹沒在一片非理性的喧囂當中。比紀德早五個月到蘇聯的羅曼羅蘭,則早就決定把他的所見所聞塵封起來,他知道人們要五十年後才能聽懂如此尖銳的逆耳之言。 大約同一時間,來自美國加州的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一路心甘情願的跟隨毛澤東等人從事他心目中偉大的共產革命。政治迫害的無情、文化大革命的慘烈,甚至是冤屈的牢獄之災,都曾經被他當作為了實踐理想的考驗。直到三十年後,認清現實的他才終於說出:「我從未真的想要待在中國...」 那麼,我們不禁好奇,與江澤民相談甚歡而決定寫《中國大趨勢》的未來學大師奈斯比、在《北京共識》中信心滿滿的指出「中國給其他國家開創了一條新路」的約書亞.拉莫,是否也將有如李敦白樣大夢初醒的那一天?而為了這個覺醒,他們與人類將付出多大的代價? 許知遠,當代中國最年輕、最才華洋溢、最具批判性的公共知識份子,提醒我們,今天世人對中國的高分貝讚嘆,正是在重蹈當初西方人對蘇聯的盲目幻想的覆轍。 黑格爾說:「人類歷史唯一能告訴我們的是,人類從來不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嫻熟近代人類文明軌跡的許知遠再次證明這句話。他引經據典的指出,當人類對既存體制失去信心的時候,很容易就在隨手抓一個替代品來安撫心中的空虛徬徨。就好像七十年前的法國文人,在戰敗給德國的怨恨與對美國霸權的嫉妒之下,狂熱的投入崇拜蘇聯的狂潮。「對他們來說,現實是一回事,觀點卻是另一回事。」底層老百姓的苦難在意識型態的光環的遮蔽之下,被視而不見。 批判中國現狀的作品汗牛充棟,但大部分都是從當代社會與政治的實際功效的角度切入,批判中國在人權、環保、勞工保護、政治體制上的缺失。許知遠卻能另闢蹊徑,從文化史與心理層面的角度來看,為什麼理當是最睿智、最公正客觀的知識份子也常常被一個顯然問題叢生的極權體制給迷惑。而他的記者工作,以及他與當代中國異議份子,如余杰、許志永等人的私人關係,更為我們帶來關於中國的民權奮鬥運動最真實的第一手報導。 這是一本點醒世人認清今天中國的好書,更是一本讓我們瞭解人如何在巨大的歷史洪流與意識型態鬥爭中迷失自己的警世之作。 -
祖國的陌生人
粗獷卻深情,細膩而真摯。這是一段跨越中國東北至西南的壯遊, 一幅無數常民面孔的浮世繪,更是一部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沉思錄。 他不是凱魯亞克,也不是切格瓦拉, 他是許知遠,祖國道途上的陌生人。 每個人看到的中國都不一樣,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通過媒體的渲染、自己的行旅、朋友的經驗而獲得的中國印象,都會覺得中國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然而,中國大陸著名的媒體人、專欄作家、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開始了一段中國行腳後,愕然發覺自己也是祖國的陌生人。 他筆下的中國,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在《未成熟的國家》一書中,他充滿了思慮和反省、深刻而略帶憂傷的追溯了百年以來中國追求成熟國家而未果的歷程,在《極權的誘惑》一書中,他更是全面檢討了近十年來中國形象——在國際上和在國內的——變遷,揭示出當下極權面孔的新特點。 而這次,《祖國的陌生人》是他走出書齋看中國的行腳和壯遊記錄,鮮活而粗糲,細膩也溫情。它是一幅典型的融合了遊記體和沉思錄的文本,雜糅進速寫、抒情、白描和思考。他呈現了無數個常民面孔的浮世繪,他使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中國版本的凱魯亞克和切格瓦拉。他從東北的伊春小城(俄羅斯邊境)沿著著名的「胡煥庸線」到了西南的騰衝(緬甸邊境);似乎是要比較最古老的都市和最現代性的城市,於是他從上海飛到了西安;他在非洲感受北京;他在歷史中緬懷江南。「一路上,我看到了革命、戰爭、政治運動、經濟發展,如何將這個國家變得面目全非,抹平了所有的地域差異,摧毀了既有的社會結構,解構了原有的人際關係……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像是無根之萍,他們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卻也蘊含著無盡的能量——他們無法從傳統中獲取價值和意義,卻也享有了沒有歷史束縛所帶來的無邊界的自由。」 他不僅僅記下了旅途中遇到的常民面孔——他們的名字似乎不重要,他還通過遊歷來觀察那些指標性的中國人物——他們的名字被視為很重要,如余華和賈樟柯。許知遠解讀人物的鑰匙,不僅僅是從文本上閱讀他們,更從他們生活的土地、他們周邊的人切入,思考到他們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何以成長為他們。於是,余華被還原到浙江小鎮牙醫的生活裡,賈樟柯被還原到山西小鎮臨汾的生態中。他發現,在《兄弟》和《十個詞彙裡的中國》裡,余華「從未試圖逼近自己的內心,從未試圖進行真正的道德與價值上的追問。正因為缺乏這種追問,中國的苦難與荒誕,才僅僅變成了觀賞與消費,而未能轉化成更普遍的人類經驗……」他們活在喧囂的國度裡,卻無法冷靜、超越於喧囂之外。 作者自己曾經說到,「我在書本上成長起來,所以每當脫離書本時,現實給我的總是困惑和不安。」現在,他把書本丟在一邊,上了路,發現了什麼不一樣的了嗎?他找到了新的途徑和方法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