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同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存在的教育、就业、生存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城劳动力主要以单身青年农民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农化转移浪潮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夫妻同行式。 农民工群体，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创新上。 本书是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全方位调查，真实记录他们的声音、需求、文化、梦想……

农民工进城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潮流，到90年代已经替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民职业流动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工以他们自身的实践,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农民民工进城自然也带来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如何面对、重视和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为农民工平稳地融入城市转变为新市民创造条件，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而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农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本文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 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主动放弃学业上的努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我放弃”，那么，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基本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般理论。 关键词：身份生产 政治社会化 建制化的政治学习 事件化的政治学习 运作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