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一代哲學宗師波伯（Karl Popper）受另一位哲學宗師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邀請到了劍橋發表演講。結果兩人當場吵了起來，維根斯坦抄起火爐裡撥柴火的火鉗，朝著波伯揮去。哲學家演講不是新聞，但是哲學家打人，就是天大的新聞了。

漢娜．鄂蘭是二十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學者之一。她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省思、對極權政治的批判，曾經引起廣泛討論，影響至今不衰。除了學術成就外，鄂蘭私人生活也極富戲劇性。她與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一生糾纏不已的師生／情人關係，尤其令人注目──或側目。 鄂蘭是猶太人，海德格則是著名的納粹支持者。儘管政治立場南轅北轍，鄂蘭一生深深愛慕她啟蒙教授，數度分合，無怨無悔。她與海德格的戀情是奉獻、盲從，還是至愛，歷來眾說紛紜。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段公案已觸及國族、性別，以及情欲等重要課題。本書是近年第一部自鄂蘭觀點，記述、討論女哲學家與海德格情史的專著。作者所援引的許多史料，均為首度披露。全書抽絲剝繭，還以歷史複雜面貌，也引領我們思考如下的問題：愛欲與國族疆界何在？兩性的智識與情定位怎樣釐清？以理性是尚的現代知識、歷史論述，如何在女性的情欲的想像裡，遭到挑戰？鄂蘭的戀愛看似矛盾處處，卻堪為現代西方思想史流變中，最引人深思的一個註腳。

介紹存在主義的代表作 《非理性的人》一書之內容論述，公認是對存在主義哲學所作的最佳定義與說明。存在主義也因本書之出版而傳入美國。作者白瑞德流暢的文筆直指一九九○年代關心的課題：在這個時代，非理性和荒謬仍舊跟以前一樣，沒有整合；人類更加岌岌可危--可能還沒有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毀滅了自己的存在。 《非理性的人》首先從藝術以及奧古斯丁、阿奎那、巴斯噶、波特萊爾、布雷客、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海明威、畢卡索、喬依斯、貝克特等人的作品討論存在主義。中心部分解釋四位重量級存在主義者--齊克果、尼采、海德格、沙特－－的觀點。全書對存在主義定義清晰明白，令人讚嘆，也對它的影響做了高明的詮釋。 《非理性的人》於一九五八年首次將歐洲存在主義完整地引入美國，讓學院裡枯燥的知識，靈活生動地呈現給大眾，因此對想要真正了解存在主義的讀者來說，可說是一本最完備的書。 威廉．白瑞德的其他著作包括《逃避者》（The Truants）、《虛幻的科技》（The Illusion of Technique）、《靈魂之死》（Death of the Soul）。

阿多諾這本眾所渴待，但他生前未能成書的《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1993年才在德國出版，距作者1969年世紀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彙集的這批重要、發人深省的劄記，以及許多也以片斷形式存世的散篇，阿多諾形容是他「貝多芬經驗的日記」。 阿多諾自幼彈奏貝多芬作品，熟讀貝多芬總譜，1937年興起大規模研究貝多芬之念，有志據此研究寫成「音樂哲學」，此後三十年做成四十多本劄記，念茲在茲，亟欲成書，但一方面戰亂流亡，不暇整理，二方面他求全心切，總覺茲書體大，不宜率爾，因此直到辭世，猶未著手寫書。 阿多諾專家Rolf Tiedemann盡蒐阿多諾所遺劄記，依照劄記的內在邏輯與關係脈絡，加以組織，賦予結構，配合阿多諾生平所寫關於貝多芬的散篇文章、電台廣播，以及阿多諾諸本成書著作中討論貝多芬的章節段落，加上不厭詳盡的注解，統合成一本理路連貫，從哲學、社會學、美學、音樂學、文學等角度觀照貝多芬的既精且博之作。 阿多諾自己想寫的貝多芬書永不可得，但編者追摹他的原意，重建現場般建構阿多諾的「貝多芬書」圖像，這本《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堪稱可能未中，但應不遠，不但為阿多諾著作集增一瑰寶，在多芬研究裡也是一本扛鼎之作。

這是一本進入傅柯理論世界的入門導讀，由法國中生代研究傅柯的代表性學者格霍教授執筆。書中全面考察了傅柯思想的發展，扣緊「知識」、「權力」與「主體」這三大軸心，簡明而精確地傳達出傅柯思想從早期到晚期的轉折與演進。 誠如格霍教授所言： 傅柯從沒有放棄講歷史：被排除的瘋狂的歷史、接待死亡的歷史、思想體系的歷史、監獄與戰爭的歷史、告白與主體的歷史，以及快感、肉體及欲望的歷史等。 他以講歷史的方式試圖完成現代哲學家的任務：舉發被隱藏的權力關係；挑動諸種抵抗；讓經常被壓制的聲音能夠表達自身；生產某些能夠對抗主流治理性的真知識；促進嶄新主體性的發明；懷疑我們的自由及我們行動的可能性；凸顯我們的知識、權力及主體化之體系的歷史性；展現我們從未陷入宿命，以及要改變我們的生命。

This book challenges, with several powerful arguments, some of our deepest beliefs about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personal identit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we have a false view of our own nature; that it is often rational to act against our own best interests; that most of us have moral views that are directly self-defeating; and that, when we conside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conclusions will often be disturbing. He concludes that non-religious moral philosophy is a young subject, with a promising but unpredictabl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