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致力于回到女性创作者的真实本体，在燃烧的生命中寻找真情真我。 这是当代散文写作的一种实验，不可不读。这是当代散文写作的一种实验，不可不读。 　　刘剑梅教授一边从事英文写作，一边从事汉语写作。刘剑梅教授一边从事英文写作，一边从事汉语写作。 《狂欢的女神》收集了她近年来用中文写作的散文和部分文学评论文章。《狂欢的女神》收集了她近年来用中文写作的散文和部分文学评论文章。 这些散文多彩多姿，情理兼备，有学术性散文，有思想性散文，有情感性散文。这些散文多彩多姿，情理兼备，有学术性散文，有思想性散文，有情感性散文。 形式上虽然有别，但都有一种女性学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生命感悟，字里行间洋溢性的诗意和思索的诗意。形式上虽然有别，但都有一种女性学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生命感悟，字里行间洋溢性的诗意和思索的诗意。 尤其是谈论女性天才的文字，更是情思充沛，别具一格，每篇均有自己的、充分个性化的语言，其评述性语言与感受性语言融为一炉，可谓典型的学者型文章。尤其是谈论女性天才的文字，更是情思充沛，别具一格，每篇均有自己的、充分个性化的语言，其评述性语言与感受性语言融为一炉，可谓典型的学者型文章。 作者致力于回到女性创作者的真实本体，在燃烧的生命中寻找真情真我。作者致力于回到女性创作者的真实本体，在燃烧的生命中寻找真情真我。 这是当代散文写作的一种实验，不可不读。这是当代散文写作的一种实验，不可不读。

对爱的领悟 ──读《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 丁国强 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的书信既富有性情又不乏深邃的思考。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审美关系，不同于“老子训儿子”那种统治模式。刘再复在序言《女儿·女性·女神》中将这种情结表述得很清楚。《红楼梦》以来，“女儿世界”便是对抗世俗的一股脆弱的力量，她们以不染尘埃的纯净和柔美与肮脏的“泥世界”划清了界限。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女儿世界”是自在的，也是永恒的，男人世界的功名争斗与她们无关。刘再复和刘剑梅用“赤子之心”来观照女人的天性，这显然是一种审美视角。在《共悟人间》这本书中，父亲和女儿的形象与传统权力结构的定位大不相同。他们用个人化的方式来交流，父亲是个人化的父亲，女儿是个人化的女儿，我们几乎看不到代沟的痕迹。思想者的心灵空间本来就是不能用代际关系来划分的。《傅雷家书》中的父亲是一个教师加长者的形象，虽然十分亲切，非常动情，但是，父亲讲述的道理是不容动摇的。而《共悟人间》中的父亲则是一场对话的普通参与者，父亲没有掌握额外的话语权。刘再复在与女儿对话时，特别注意把握这种界限，不把话语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你自己的世界”。耐人寻味的是，父亲在这里是不坚定的，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迷惘和哀愁。他已经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心灵知己，原原本本地交出了自己的思想实底。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儿子往往是父亲的复制品，而女儿这一角色却没有如此沉重的文化负载。已成为文学博士的刘剑梅在学术和思想上并没有吃父亲的老本。刘再复也希望女儿有别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刘再复十分推崇《红楼梦》的世界，这是一个审美的、形而上的世界，更接近于人的本真状态。刘再复的这种唯美主义情绪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只有结合刘再复个人的经历和人格背景来考察，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偏执。出于对名利生活的厌恶，刘再复选择了寂寞和孤独，也由此获得了审美自由。将真理融化于日常生活当中，用一种亲切的口吻来与之接触，轻松而且自然。这显然是一种大境界。在《共悟人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场精神对话的当事人都在竭力脱离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的控制，他们强调用一种齐物之心来确立心灵的平等，用一种平常心来体味人生。由于没有概念的干扰和外在目的的介入，父女俩的“闲谈”渗透着悟性和灵气。没有刻意的标榜，也没有牵强的解释，更没有无聊的应和，思想的碰撞与精神的交融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数字化时代，刘氏父女的书信往来可以算是一个特例。用家书这一传统的文本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消解。我们的心灵被许多异物包裹着，腐蚀着，要想剔除这些毒素，必须付出真爱和关怀，刘再复称之为“刻骨铭心的大体验”。一个冷漠的人是没有什么学问而言的。刘再复说：“所谓学问，也可以说是对爱的大困境的领悟”。没有真切的感悟，光靠玩弄一些新名词来唬人，那种理论家迟早会被人们所抛弃的。现在是一个人精儿扎堆的时代，不仅在官场、商海，就是在学界，也有许多机灵鬼，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投机取巧，用挖空心思的“小聪明”来兑换蝇头小利。这些人忙活了一通，到头来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把自己放逐到了生命的负面。 刘再复说：“聪明过头，就会抛弃心灵”。这一警言不能不听

“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逐渐走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而引发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政治与性别认同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界等问题。“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是对动荡和剧变社会的文学反映，最早呈现在1920年代末。在对这个流行却比较不受人重视的文学公式的研究中，本书作者所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主题重述是变化着的文化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而这一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 《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将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写作公式“革命加恋爱”作为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喜爱，直到1970年代还影响着主流的中国文学。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革命话语的变化是如何促成了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难以预料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革命加恋爱”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 ，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刘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特征；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王德威 一部扎实、迷人的专著……将会引发个体能动性、女性身体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历史的讨论。 ——美国《中国研究》（China Journa） 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1991）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还没作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是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