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非但没有证明中国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以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 朱维铮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 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说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