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通过列举不同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性格。史密斯以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经验为基础，诚实而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他为中国人归纳了20多种性格特征，有褒有贬，而且很容易看到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如“一干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读者看中国人的性格，也就会有多种多样的中国人的性格。正是雅瑟·亨·史密斯的孜孜以求，他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引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深深的思考：我们中国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性格。

《中国人的性情》一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多国文字，使阿瑟·史密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看待中国的依据，也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书。在《中国人的性情》中，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试图不偏不倚地描述中国人的性情，但由于无法超越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基督教的普世精神与偏见、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文化固有的优越感构成了其观察和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因此，阿瑟·史密斯描摹在异域文化背景上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性情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