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王铭铭 著 ISBN 978-7-108-04126-5 2012.09出版 定价：32.00 早在二十年前费孝通即已指出：“20世纪是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而在1940年代，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也已大胆指出“中国应与整个欧洲来比，才能明了中国文化悠久的意义”，他并试图以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对称性来解决“中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梳理吴文藻、费孝通的民族思想，强调中国是一个超民族、超社会的国家，中国走的路跟西方不一样，我们不应陷于“战国时代”的思维圈套，不应以“犬羊小国”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偌大的“天下”；而应回归到吴文藻、费孝通时代的宽阔视野，重新思考“民族”、“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沿着吴文藻、费孝通的思想理路，试图寻找中国这个超民族的大体系得以运转的机制所在。作者认为，核心因素恰恰不是有效的军事和行政的统治机构，而是一种“面子制度”、一种交往的文明，其产生的前提是自我约束、自我贬低，以此为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超过他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