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良心论》中试图探讨的是一种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良心论》所要着力说明的与其说是良心，不如说是义务，即作为一个社会的合格成员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书中所说的“良心”主要是指对这种义务的情感上的敬重和事理上的明白——即一种公民的道德义务意识，道德责任感。作为个人修养最高境界、具有某种终极关切的本体意义的良心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想探究的是良心的社会定向而非自我定向，这一定位指向的目标是正直而非圣洁。我想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是有道理的：“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 我在《良心论》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相当有限的，我想探究的只是一种平等适度的个人义务体系。与其相对的方面，即社会制度本身的正义理论并未放在《良心论》中探讨，尽管后者在逻辑次序上还应更优先。至于在个人关系(如亲友、社团)、个人追求(从一般的价值目标到终极关切)方面的人生内容，自然也无法在这本书中顾及。我想这一本书只承担一个有限的任务。对个人一般义务，我也只是侧重于在我看来是它最基本、最优先的一些方面：诸如从特殊自我的道德观点向社会的普遍的道德观点的转变，诸如忠恕、诚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的示范性概括和陈述等等。在这方面，我不能不做一些细致的分析和剥离工作，以使诚信、忠恕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真诚和最大的恕意区分开来。但强调道德的底线并不是要由此否定个人更崇高和更神圣的道德追求，那完全可以由个人或团体自觉自愿地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而这些追求不应再属于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法律强制的社会伦理。

海因里希·奥特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问号了。”他说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这个时代不再理所当然地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这个“被打上问号”也可以指恰恰这个时代有责任带着特别的迫切感去追问和探索上帝的真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最深沉地陷入了这一矛盾：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必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但在有过对上帝的经验的西方世界里，人又那样苦苦地寻求上帝，暗暗地渴望上帝，哪怕有时是采用怀疑和否定的形式，也在怀疑之后仍然感到隐隐的不安，在激烈否定的同时又有一种撕裂自己肌体般的惨痛。即便如伏尔泰、费尔巴哈所言，上帝是人自己把他造出来的，是人自己的投影，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当造出一个上帝，但人类为什么一定要造一个上帝呢？为什么在激烈的社会和宗教批判之后人又仍然常常要寻神呢？此正如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言：问题在于人类竟然会有上帝的观念，会有寻求上帝的思想，是人类竟会对没有上帝感到不安。“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这种思想—一必须有一个上帝的思想——竟能钻进像人类这样野蛮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思想是多么圣洁，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类极大的光荣。” 然而，这种寻求又依然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我自觉不自觉并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最亲近的日子里，他也不同意别林斯基对基督的否定。然而他也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感到了时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像夜访伊凡的魔鬼所言：“在这个时代信仰上帝是开倒车，我是魔鬼，相信我总可以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结束苦役后给冯维辛娜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我自己经受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敢于向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象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主要是因为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人坟 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 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 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要的思想型人物也分有了作者的这一特征，上帝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日渐突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几部长篇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的主人公还是主要在为道德问题苦恼，那么在他后来长篇的主人公那里，上帝的问题则占据了越来越中心的地位，虽然它仍是与道德、时代的问题紧紧关联。《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行事。别的人都能起初想着这一件事，接着又立刻想另一件事。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往西马长老向伊凡指出，有关上帝的是否真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没有不朽的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最后解决，还在折磨他的心，而他的最大悲哀，他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米卡也承认自己“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它折磨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都暗暗地为上帝的问题而苦恼、而激动，他们乃至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向极端、推向彻底、推向边缘。基里洛夫是在生命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伊凡、米卡是在道德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作者看来认为一种温吞水的状态，一种不冷不热、无动于衷的状态还不如一种激烈争辩乃至否定上帝的状态。季洪面对怀着复杂的动机前来忏悔的斯塔夫罗金，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说温顺的人更喜欢冷冰冰的人，而 不是不冷不热的人，说哪怕是彻底的无神论，也比世俗的冷漠态度 更值得尊敬，“彻底的无神论距离诚心诚意的信仰只有一步之差（不管他是否跨出这一步），而态度冷漠的人除了恐惧之外，没有任何信仰。”《少年》中的维尔西洛夫也说：应信仰上帝，而完全不信，也是个极好的现象。 成为主要问题的还不是上帝的单纯存在与否，以及他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他如何可能存在，这种存在如何能够为人的理性认识和想像力所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一就像与少年对话的老公爵所问：“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末他一定是个体地存在的，不会是宇宙间某种弥漫的精气形状，也不会是液体的形状（这更难以理解），但如果是个体的存在的话，他是住在哪里呢？”真正成为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苦恼的还不是上帝自己如何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是上帝与他所造的世界、与他的造物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作为造物的人也只能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途径去认识和体会上帝的存在。伊凡正是从这一角度去提出问题的，他在老卡拉马佐夫面前否定过上帝的存在，但在与阿辽沙谈话时又说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而真正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是如何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接受一个还充斥着罪恶和血泪、存在着虐待无罪的孩子和动物的现象的世界。 世界上的罪恶及苦难的问题一直是神学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怀疑和否定上帝者常常提出，面对这样一个很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上帝要末是非全能的，要末是非全善的，甚至两者都不是。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上帝的存在与否又有何意义？20世纪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在这方面主要提出了三种解答：一是上帝有限说（如拉希德尔、鲍恩）；一是造就灵魂说（如坎普贝尔、柏格森和希克）；一是自由意志说（如尼布尔、麦奎利）。以上伊凡的话再一次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阿辽沙默默无语，往西马长老的遗言也没有正面涉及这个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没有直接回答有关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苦难的问题，没有直接提出一种神正论的回答，《卡拉马佐夫兄弟》全书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与其说是正面回答，不如说是趋向于这样一种反问：“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仍可以说是针对前一个问题而发，但现在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世界将会怎样？人将会怎样？是否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能发生？罪恶还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遏制，甚至还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罪？人是否能使自己长久地置身于一种没有上帝的境况？人在这种境况中是否仍可以充满希望、前景光明？等等，这是从否定的、假设上帝不存在，而非肯定的、假设上帝存在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但它并非就是一种消极的辩护，它是在边缘处辩护，是在最后的界限辩护，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积极、更有力的辩护。无论如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仍然是联系人的世界，而尤其是联系人的罪恶和痛苦来谈论上帝的，这种谈论不是神秘主义的、玄妙的，而是极具现实感和社会关注的。

作者在本书中倡导一种自我实现的伦理观，其思想源流仍属康德主义伦理学，然而在许多问题上已转向目的论观点，并对康德伦理学提出了许多批评，这使本书在许多方面具有调和传统伦理学史义务论与目的论的矛盾的倾向。本书是在德国哲学和古典文化的氛围下使伦理学体系化的一个尝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亦不乏许多独到深刻的见解。同时，因其成于新旧世纪之交，其中也深刻反映着传统伦理学与新的伦理思想的抗争。

人们在年幼时，大都会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惊奇，而对生命现象除了惊奇之外，对于死亡更有一种畏惧。对世界的惊奇和敏畏恰恰就是一种哲学关怀，许多儿童的问题常常也就是哲学问题；尤其是那些半大的孩子，会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执著地思考。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很难在大人那里找到满意的答案。 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是一种思考，是一种生活态度。这套丛书就是面向那些爱思考、爱智慧的青少年，由几位著名的中青年哲学家和他们一起来想一些关于世界和人生的问题；通过一些小故事，小问题来解说一些爸爸妈妈最不耐烦或者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