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在一七八九年就職美國首任總統時，整個口腔只剩一顆牙齒！ 《貓大屠殺》的作者羅伯．丹屯，從華盛頓的牙病史深入考察再延伸，檢視其後種種更寬廣的十八世紀奇異景緻。 喬治．華盛頓於一七八九年正式就任美國總統時，口中僅剩一顆牙。他收集了種種材質的假牙，包括象牙、海象長牙、河馬長牙到一位同胞的牙齒。與他同時代的人對齒齦疼痛的憂慮，大概超過了對一七八七年新憲法的憂慮。 造訪十八世紀，你一定會頭暈目眩地，因為它沒完沒了地令人驚奇，不可抗拒地使人奇怪。薩德侯爵在一次交通阻塞中，狂怒下用劍刺穿一匹馬的肚子；德翁騎士宣稱他是一個女人，穿著女裝發起決鬥比賽；拉法葉侯爵和美國印第安人同穿土著服飾一起裝修巴黎的住宅；瑪麗－安東尼皇后在凡爾賽宮花園中化裝成擠奶女工。十八世紀總在服飾上偽裝並變裝。這個世紀也充滿公民教訓，頒佈許多宣言：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出版許多專著：《法律精神》、《民約論》。 以這樣特殊的角度切入和洞察，丹屯向我們展現出啟蒙時期也同樣有它的假牙。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膨脹的時代，有膨脹的貨幣、指數、推薦信、名望和思想。廣泛的吹噓影響了我們對近代的政治文化運動，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理解，因為它也已誇大膨脹，乃至於連起初的創始者都無法辨認它。 本書是為普通讀者而寫的十八世紀指南，從一些最引人好奇的異常角落，關注啟蒙運動的成因。旨在為諸如這樣的當代問題提供歷史的觀點：採用歐元挑戰了歐洲既有的認同概念嗎？網際網路構築起一個新的資訊社會了嗎？糾纏在名人的私生活裡，能使政治文化中的錯誤路線曝光嗎？通過這些以十八世紀為背景的闡釋，除了可用新眼光來看待上述問題，與此同時，又可享受對十八世紀有創見的觀點之樂趣。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以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西方是什么？”开启全书，为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文化碰撞的价值和重要性。探讨了由发生于西方世界内外部的一系列不同信仰、观念、技术及人群之间的“碰撞”所导致的西方世界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定义”和“身份”。作者通过详述政治、社会、宗教以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西方的这些碰撞和变化。

宋代是“举世重交游”的时代，士之交往成为最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宋人交游极为广泛，以各种社会关系而结成不同的交往圈，同年之谊，僚友之情，交承之雅，乡曲之好，姻亲之契，朋党之旧，方外之缘，逸老之会，则是宋人交往的主要方式。 本书以北宋时期士人间的交游为视角，对宋代的社会氛围、政治、文化等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本书选取了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梅尧臣等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可以见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情百态。

【摘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 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一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的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因为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给定基本条件。对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不能脱离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背景来理解。改革时期的农业去集体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场化演变也同样如此。这绝对不是要单独突出人口为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与土地间的给定“基本国情”，由此分析这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认识论层面上，笔者一直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先行研究，而采用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目的是试图掌握一个题目最基本的事实，然后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概念。这和当前流行的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做法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