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後，官方在閩粵贛湘交界設置南贛巡撫，正式設立新「政區」，並責付軍事討賊為主的任務，不預民事，以解決當地「盜區」層出不窮的「三不管」政治社會問題。但是若以明朝南贛仳鄰地區社會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明政府有心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其結果卻證明這個目的是失敗的。 關於明代閩粵贛湘交界的移民社會發展，可將其分為三個時期來觀察。其一，明初時期，南贛仳鄰地區的移民開發，主要由民間與官方兩股力量所相互促成。其二，至明代中期，受商品經濟發展化的影響，民間的移民行動更為擴大，完全高出官方的預期估計，甚至民間屢屢突破禁令入山墾殖。其三，明中後期，移民陸續地從流移到定住的完成，尤以家族性的移往開發擴展最為顯著。 隨著南贛仳鄰地區移民社會的形成，出現群體之間認同價值觀的轉變，其間有族群身分轉變的追求，亦有對於盜賊行動的認同。而對盜賊的認同感，主要在於地理環境提供適合入盜的溫床、官方的消極的治理態度，以及時人對「盜區」的深刻印象所促成。隨著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南贛地區作為山海交會的市場地位重要性增加，帶動走私貿易的需求，地方上的盜賊活動也就更為活躍，特別是從流賊、流寇的打家劫舍方式，邁向了組織化的集體形式與家族化的經營方式加以擴張。關於組織化的集體形式，群盜是採取有計畫的倡亂行動，從準備訓練、製作武器、組織聯絡、訂立儀式到開始攻掠，以形成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群體力量。家族化的經營方面，在於從流移到定住的過程中，以家族力量作為結合紐帶，同樣能成為穩定的群體勢力。為了能在鞭長莫及之處平盜，明代的南贛巡撫開始積極尋求地方勢力幫助，特別是倚重地方盜賊家族的勢力，而「以盜治盜」正是歷任督撫平亂所奉行的至高原則。然而南贛巡撫借重這些地方盜賊家族力量的結果，雖然能穩定移民社會的民間秩序，但也產生一批「糾眾叛掠」的菁英階層。 況且南贛巡撫雖為統合「三不管」地域與事務而設，但在維持著明初遏制地方分權過大的政策下，始自設置起就未曾被充分授與絕對的職權。實際上，巡撫行事仍然遇到無數阻礙，在職責未專的情況下，即使是力盡筋疲，轄下各級官員也未必皆俯然從命；若處理不慎，事關相鄰督撫，動輒還會被視作侵權之舉。政治社會的難題不斷湧現，這在各省拖欠協濟銀兩的財政收入，以及軍事征剿的責任歸屬問題上至為明顯。亦即「三不管」問題依舊存在，特別是在事權的矛盾上，一直無法有效解決，南贛巡撫終究落至裁撤的命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变得更富裕，更长寿，人口流动性更大，更多人生活在城镇中而不是在农村地区。但是引起这些变化的经济迅速增长让许多同时代的人颇感意外，因为相比经济扩张的机会，他们对限制经济增长的严重约束的印象更为深刻。同时代人的预期与现实成就之间的对比表现为一种有趣的悖论。本书探讨这个悖论并尝试提供一种涵盖工业革命在内这些变化的新“模型”，本书出版后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本书主要以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中心讨论阳明学在两地草根化的过程，包括学术如何在地发展、学术群体的动员能力，以及阳明学学者如何经营与地方乡里的关系等。在阳明学学者主导下所成就的许多社会事业，有助于建立其在地权威，尤其从嘉靖到万历一百年间在吉水、安福两县持续进行的赋役改革， 当地阳明学学者是成就此事的幕后功臣，使一些阳明学学者有被当地士民视为圣人的倾向。吉安阳明学与地方家族之间合作共生的关系与方式，可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宋明两代理学家“化乡”的理想。 王汎森先生推荐语 本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处理明代心学的发展。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明代王守仁心学如何草根化；（二）心学家的社会事业；（三）心学家的社会工作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在地方上的权威，同时帮助其思想学说之传播。 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中有“内史”与“外史”之分，本书则想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其交错接榫处观察心学思想与社会的问题，并试图勾勒王学学者的社会事业，论证这些社会事业与他们的思想主张有何关系。此外也注意到同时存在的几种思潮的竞争性，并从个人存在的危机的角度去观察当时地方上小读书人转向心学的思想抉择。

本书探索了巴黎这一世界名城在形成及发展的道路上形形色色的历史，从社会、宗教、政治和文化多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巴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全书配有精美插图。

本书所指的潮汕地区，包括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其地处中国大陆东南隅，广东省最东段，与福建省毗邻，三面背山，一面向海，南海和台湾海峡于此处交接，面积共约10918平方公里。其中，汕头市面积2064平方公里，潮州市面积3614平方公里，揭阳市面积5240平方公里。 本地区自秦汉之际首个行政建置以来，基本上，皆处于同一个省下次一级的行政区划(此定义为笔者与黄挺教授访谈中的归纳)。本地区人缘相亲，语言相同，文化习俗一样，民风民俗无二致，彼此密不可分，浑然一体且从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