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起源》是一部关于早期博物馆历史和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历史文献。全书收录50篇来自“博物馆开拓者与大师们”的文章，记录并串联起了博物馆学史上智者与先驱们关于“什么是博物馆”最原始、最根本的思考。 这些涉猎广泛的文章介绍了博物馆起源和理念，以及一些教育和展览方面的理论，既可以用作教材，也可以给那些对博物馆丰富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带来一些启发。

本书从当前古代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材料、研究现状出发，对古代妇女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妇女的经济地位、法律身份、后妃、女教书等）和前沿领域（妇女身体史和以文本解读妇女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极具可操作性的讲解，概述了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现状与方法，以及当下的关怀与侧重，使读者得以窥见中国古代妇女研究的门径。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经过农民军的猛烈冲击，封建地主抛力却依然强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照样牢固存在着。对此，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寻求解答，还必须考察其他社会诸因素。这样他又把研究面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面来。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微商考》发表。之反又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以及明清时期的手工业等领域。在搜集史料中，他看到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了清代中乾嘉时期四川、陕西、湖北三小边区手工业

第八、九世紀的大唐帝國，內外有藩鎮跋扈和吐蕃、南詔邊患。為解決邊患，調動三千名徐州軍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的約期沒有兌現，歸鄉之路遙遙無期。其中八百位戍守桂林的家眷獲知消息後，發動請人代寫家書，讓前線的丈夫不要傻等。這八百封信遂促成了士兵殺掉隊長、敵前逃亡、私自返鄉的大規模行動。他們回到徐州後與城內軍眷裡應外合，最後攻陷徐州並叛亂年餘，帝國幾乎束手無策。 這僅是近因，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過去百餘年來都有深層的不穩定關係，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財稅四大問題，在這百餘年中有四十年成功奪取自治權，七十年不斷抗爭而驅逐和殺害朝廷節度史七次。最後唐帝國要耗費二十幾萬的大軍才能平服這次叛亂，本書即為敘述並剖析這個故事的始末。共分內外兩篇，內篇主要在講不同的政治體制所予准北居民優劣不同的感受，是激起抗爭集體行動淵源所自。外篇著重在講抗爭集體行動背後其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結構因素為何，以及如何匯聚而產生作用。 本書是作者寫唐史前五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地方史。地方之於中央，只是邊緣，地位不高。但新史學的知識論、歷史操作理念迥然有異於舊史學軌轍甚巨。新、舊史學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舊史學作手永遠向權力靠攏；新史學作手則不然，執意要還活著之時屬弱勢者、屬失敗者以公道，要替這些被消音、抑且面目模糊之輩爭取應有的歷史地位。政治史主要在處理支配與順從的權力關係，但這個關係不只存在大內宮禁、或朝堂之上，也存在在地方，更存在日常生活領域的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權力的關係可以說無所不在。這些地方是政治史的不毛之地，值得開發。

作为“新社会史”系列的第二种，《身体·心性·权力》收入了11位学者在新社会史方面的新作，其中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行》、海青的《论自杀———“五四”前后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与价值选择》、美国学者苏成捷的《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台湾学者张哲嘉的《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等，角度新颖，有深度却又不乏趣味性，的确是社会史领域的佳作。其中，最能让广州读者感兴味的也许是王晓葵的《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从“黄花岗公园”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文章剖析了有关烈士陵园的“公共记忆”之形成。至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该烈士陵园里曾矗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