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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一书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杨雨蕾最新著作。全书通过古代中国“华夷观”的文化视角,探寻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轨迹,及其文化关系的变动,以期在文化的传播和容受、观念的坚持和变迁,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讨论中探寻明清中韩朝贡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分析这种朝贡关系背后的文化因素。《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以朝鲜使臣的入华行纪,即明朝的“朝天录”和清朝的“燕行录”,为文献基础,并参照《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朝鲜王朝实录》等官修正史,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可称周详备至。 -
请中国作证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巨册),是18世纪欧洲汉学的两部扛鼎之作之一,为中外研究者必读参考书。此书撰稿人共27位,均为在华欧洲传 教士,其中以法藉最多。杜赫德以这些传教士发回法国的信件和报告等材料为基础,编成百科全书式的《中华帝国全志》(La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1935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朝野各界人士无不以先睹为快。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知华派”均从此书中大量汲取关于中国的知识。 《中国作证》系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作者在书中对《全志》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27位撰稿人的情况,他们的稿件在《全志》中 所占的分量;杜赫德对这些稿件的加工和取舍;稿件所依据的资料来源和准确程度;书中所展现的中国形象与当时真实的中国的异同等等。 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和考证,全书内容充实,言之有据,为利用《全志》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可考的讯息。 作者还对《全志》的内容作了分类评述,有助于研究者对《全志》的解读。 -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本书乃根据早在作者1991年发表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的特刊,书名为《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之基础上重新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由于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冯梦龙,由此关注到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即俗文学的隆盛。这背后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质背景,而后者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着直接关联。从宋元以来留存的古籍数量来看,晚明出版的图书并非循序渐进地增长,而是呈现为井喷式的激增,主要有别集•总集、丛书、八股选本、戏曲•小说等。其刻书性质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种。雕版方面,刻书字体改为以直线条为主(日本称之为“明朝体”);装订方面,蝴蝶装几乎被线装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为提高。出版业的发达对晚明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林和复社等文人团体的活动结束后立即通过刻书传布扩大其思想,从而形成舆论。李贽等“异端”思想也通过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传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毁也无法真正杜绝。同时出现了陈继儒这样的“出版文化人”,他通过大量编书刻书,涉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众化。正是晚明出版业的勃兴成为了其时文化繁荣的契机。 早期有关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焦点多着重在印刷技术史与版本目录的方面。至于印刷出版品涉及到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面,如书籍价格、阅读群体、社会效应与识字率等课题问题,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也较少。现在,明清的印刷出版文化史似乎已成为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大木康的著作研究着力于当时书籍的产生、流通过程本身诸问题,并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体系完整,征引文献丰富。尤其是添加的附录文章,话题有趣,颇具可读性。可以说,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是了解明代出版文化史的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
海权战略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先后主导的海商集团,既是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又是维护海权的武装集团。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洋面上畅通无阻和纵横捭阖,绝无仅有的诠释了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本书揭示了郑氏海商集团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发现者所具有的全球意识和商业意识、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并从其战略选择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
白银帝国
《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一书,为史评类作品,仍继续李连利先生“评书体”写作文风,从商业经济、货币政策、三农政策等经济政策角度分析入手,揭开有明一代如何成为“白银帝国”这一历史现象,并阐述分析了明代“白银帝国”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走向的意义,其选题和部分作品章节得到史学界认可。虽为史学经济类作品,但《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文字并不枯燥晦涩,而是通过诙谐有趣的文风,辅之以有据可查的故事情节,铺陈出作品的文风脉络,读来饶有兴味,于信手闲翻间,使人了解明代经济脉络,读之有物,读之有趣。 -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遗民”须凭借一系列方式(记号)而自我确认,而为人所辨识。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不想过分地强调遗民的特殊性,而更关心其作为“士”的一般品性。遗民不过是一种特殊历史机缘中的士。“遗民”是士与当世的一种关系形式,历史变动中士自我认同的形式。士对“历史非常态”的反应,往往基于士的普遍生存境遇与生存策略。